一代佛教大师慧达与凉州七里涧
李林山
南北朝时期名僧辈出，慧达大师尤为知名。慧达，又名刘萨诃，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法显《佛国记》载：“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已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和尚西至五天，曾感佛钵出现。”可见，他早在公元400年就与名僧法显等远赴天竺拜寻佛迹，比玄奘取经早二百多年；梁慧皎《高僧传》卷第十三载：“晋宁康中，至京师。……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许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乃周敬王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法苑珠林》也有相似内容。因此，慧达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佛舍利的佛学学者；《法苑珠林》卷十四：“至刘萨诃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诃者，前身元（原）是利宾菩萨。”凉州唐代《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碑》：“太延元年，有丹阳僧刘萨诃者，天生神异，动莫能测，将往天竺观佛遗迹。至于此，北面顶礼，弟子怪而问曰，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之象’。……遂垒石为记，将拟验之行。未越两载，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他又是佛教瑞像应化的著名预言者，是利宾菩萨化身；慧达一生勤于佛籍翻译，译出经律六部、二十四卷。
关于慧达的生平，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该传叙其在长干寺中发掘出“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申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至于慧达下落，该传结尾云“后不知所之”。《神僧传》卷九补载：“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唯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住之，魏道凌迟其言验矣。逮周元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相好圆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为瑞像寺焉。”
综合来看，慧达大师一生游踪遍及山、陕、江浙、甘肃、西域及天竺，是中国瑞像文化的肇始人，也是与佛图澄、鸠摩罗什并列三鼎的十六国时期预言大师。
《神僧传》卷九中所说的“治凉州，城东七里涧”，亦见《佛祖历代通载》《释鉴稽古略续集》《冥报记》《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十余种佛教典籍，敦煌石窟中第72窟南壁通绘有凉州七里涧发现佛头的事迹，其他窟中更有多幅与七里涧有关系的壁画。敦煌文书《刘萨诃因缘记》详记佛头在七里涧发现的过程，大云寺藏唐代《凉州御山石佛因缘碑》明确记载：“凉州城之东七里涧，夜有神光照烛，见像首。众疑必是御山灵像，捧戴于肩，相去数尺，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七里涧因此成为慧达著名预言的见证地，从而引起古今中外的长期关注。
凉州七里涧，在武威旧志中有载：“地在城东七里。”今凉州区高坝镇宏中村东河滩。早在北周大象元年（559），骠骑将军、姑臧人阴士师和判官樊俭就出资在石佛头发现之地七里涧岸边建有石佛寺，重阁画楼，殿宇俨然。隋代石佛寺是皇家感通下寺的属寺；《凉州御山石佛因缘碑》记载，贞观十年（636），三藏大师唐玄奘自五天竺国取经东归，“云：‘天竺大寺有像一双，彼国老宿云一像忽然不知去处。’玄奘谓此处瑞像，当是天竺大寺所失者，此土众生有缘。”指证七里涧所见佛头原为“天竺大寺”飞逸佛像中的一尊，举世轰动。武则天时期，“神龙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曾诣寺礼谒，因画其像”，感其精诚，遂补筑殿宇，载植松柏五木。藏文史籍《红史》等记载，到了元代，西藏宗教领袖萨班与其妹白衣菩萨索巴让姆曾多次到石佛寺供养，萨班曾在七里涧巧解外道七里魔笛，从而大破幻化寺空空无有的幻境。元代以后，石佛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驻锡有百余位高僧大德，寺北建有舍利塔林。明代万历、清代乾隆年间，石佛寺均有补修。明清石佛寺以七里涧西岸南起山门，北抵塔林，建有主殿瑞像殿、文殊殿、二十一度母殿、无量寿殿、黄黑财神殿、地藏殿等三十余殿宇，另建有龙王庙、三霄庙、土地祠、五谷祠等道教活动场所。
十六国时期的凉州绿洲，尚未完全发育为可耕平原，六渠水流湍急，下游一片沼泽。丝路古道沿山蜿蜒，进出凉州各渠均有渡口。七里涧是屏障凉州城的古老渡口，过往商侣多取七里涧入城，因此，七里涧在隋唐间仍是繁荣的渡口商埠。后凉麟嘉年间，慧达自江浙西游，寻觅凉州两处佛舍利遗存，就在七里涧石佛寺长期生活。弘始元年（399），慧达去天竺拜寻佛迹，在张掖遇到法显等人，于是结伴西走，九死一生，到达北天竺。三年后，东归其家乡山西离石弘法。太延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