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1936年的东征战役，是中共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西北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一次重要战役。东征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首次胜利地执行党的新的政治路线的军事行动。通过东征，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东征为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从当时和现在来看，东征在中国革命史和红军武装斗争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讲到红军的东征战役，首先必然搞清为什么要渡河东征，也就是说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东征的战略决策，开始时作了各种设想：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我们刚到陕北，才立定脚跟，巩固一段时间再向外发展较为稳妥。至于向什么方向发展，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北出绥远、察哈尔，以便背靠蒙古和苏联；也有的主张先向南扩张，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同志主张渡河东征，抗日讨逆，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在发展中巩固陕北苏区。

上述四种意见，虽然对红军的作战行动和苏区的发展方向存在着东、南、西、北之异，但共同之处，就是都主张积极通过红军主力出师的战略行动，在发展中巩固陕北苏区，壮大红军队伍，积蓄抗日力量。

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于1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党中央明确指出：红军的行动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在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渡河东征的英明决策。

1936年1月底、2月初，毛泽东同志又主持召开了延安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调整了干部，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同志任总指挥，毛泽东同志任总政委，叶剑英同志任总参谋长，杨尚昆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总部下辖左、右两路大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团长徐海东，我是政治委员，3月底当十五军团转战到晋西北时，红二十八军也从罗峪口渡过黄河，参加了东征。黄河游击师（即红三十军）也随同主力一齐出征。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则由周恩来等同志指挥，担任根据地的后方留守。这样行动的结果，就我所知，达到了如下目的：

第一，在政治上以渡河东征，抗日讨逆的爱国义举，宣传了我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自1935年的“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兴起。为拯救民族危亡，挑起救国的重任，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下旬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认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及关门主义，详细地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党的策略路线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一致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红军渡河东征是在“反蒋抗日”这一方针指导下的战略行动，得到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与支持，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反之，蒋介石、阎锡山阻拦我军东征抗日的爱国义举，更加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为虎作伥的反动政策，从而把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党手中，使陕北苏区成为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

第二，在军事上，红军渡河东征，进人山西，迫使阎锡山把入陕“协剿”的两师晋军撤回河东，保其老本，从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当时，陕北根据地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多达二十余万兵力，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之职的统一部署下，不仅陕、甘、宁、青四省的地方武装对陕北根据地步步进逼，一河之隔的阎锡山也奉命派出以正太护路军军长孙楚为前敌总指挥的两师晋军入陕“协剿”。在此情势下，红军主力渡河东征，把战场由陕北根据地转移到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不仅避免了不利的内线作战，有助于西北地区，特别是和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调动入陕晋军撤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关于东征中消灭敌人的数字，据我初步估计，有七八个团之多：渡河战斗中歼灭晋军河防部队二〇七旅一部，余部在兴县康宁战斗中全部就歼；关上战斗歼敌独二旅第四团全部；篷门战斗歼敌一个营；兑九峪战斗歼敌2个半团；大石头战斗中歼灭晋军郭登瀛部一个整团；再加上一个军团转战晋南及其它战斗中的歼敌数字，足有七八个团之多。所以，延安革命纪念馆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2009年更名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者注。），在有关东征的调查材料中，讲到东征战役共歼敌1.3万余人，俘敌4000余人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还应通过有关方面核实。

第三，从经济上来看，陕北历来就是一个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的穷困地区，根据地本身的巩固与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特别是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之后，连同原来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共有几万人马，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因此，一些国民党报纸曾幸灾乐祸地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生存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相比之下，一河之隔的山西，自中原大战以来，阎锡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设”，发展实业，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拥有数以亿计的雄厚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其经济条件远较西北各省优裕。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通过打土豪和没收官僚资本，筹集了40万元左右的抗日经费，而且都是银元。加上物资合计，约有50万元左右。此外，还缴获了几千支枪枝和大量弹药，使红军得到物力和财力的补充。

   第四，渡河东征还得到兵力的补充。当时的陕北苏区虽然占有西起甘肃、东濒黄河、南达富县、北接长城的20多个县份，但在这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40余万，兵员补充十分困难。尤其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部队减员很大，急需补充和休整。渡河东征，红军在山西宣传发动群众，并通过对俘虏的教育和改造，补充兵员七八千人，扩大了红军。

   另外，红军渡河东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在靠黄河的一些县份，发展党的组织，创立红色政权，建立吕梁山根据地，以便和陕北根据地隔河相望，互为应援，并在条件成熟时向河北省进军，建立华北抗日的前哨阵地，直接对日作战。这一目的，虽未全部实现，但在吕梁山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不久创建这里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6年2月20日晚，渡河东征的战斗正式打响。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兵分两路，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河防线上突击强渡。十五军团先后从辛关渡、贺家凹、舍塔里、咀头等地渡过黄河，进占义牒，直趋石楼；一军团从河口过河后，连克三交、留誉，进逼中阳。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堡垒线被一举摧毁。红军乘胜追击，长驱东进，接连取得了关上、篷门大捷，于3月上旬，2个军团会师于孝义县兑九峪以西的大麦郊地区（今属山西交口县）。

阎锡山见红军已渡过黄河，急忙把陕北的两师晋军调回山西，在晋西一带投入战斗。同时，又在兑九峪、阳泉曲一带集结晋军主力，依据吕梁山隘要塞，阻拦红军。

3月10日，兑九峪战斗正式打响。我军原计划将晋军杨效欧纵队（约4个团的兵力）放进兑九峪后，集中了2个军团的兵力，从左右两翼聚而歼之，但由于口张得太大，阎锡山又不断派兵增援，结果打成了对峙战，两军从日出打到日落，晋军增加到3个步兵师又1个炮兵旅，总兵力达到14个团之多。要想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于是毙伤敌军的两个半团之后，我军即主动撒出战斗。

兑九峪战斗之后，东征总指挥部在郭家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宣传发动群众，大力筹款扩军。

3月中旬，各部开始行动。毛泽东同志率红军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作为中路军转战于交口、石楼、隰县、永和，牵制晋西方面晋军。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在介休、灵石等地掩护右路军一军团突破同蒲铁路，挺进汾河流域之后，即挥军北上，从孝义、介休、汾阳、平遥之间，直插文水、交城，前锋进至晋祠、古交，并派出骑兵部队奔袭太原机场。

阎锡山见红军已逼近他的老巢太原，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晋军七十师师长、预备总队司令王靖国指挥所部加强太原城防；同时命令正在晋西隰县、石楼一带尾追我中路军的李生达部兼程北上，尾随十五军团转移到太原方面，作所谓“太原决战’的准备。

我十五军调动敌人、掩护一军团和中路军的目的已达到，于是兵锋一转，经静乐、娄烦转战到岚县、岢岚、兴县地区，一面掩护红二十八军从罗峪口渡过黄河，楔入晋西北地区，面开展群众工作，准备创立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晋军七十二师李生达所部和独立第三旅唐存怀部尾追不舍，临县、方山之敌也奉命前来堵截，我十五军团即放弃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的打算，向南转移，在兴县康宁镇将晋军二〇七旅温玉如部一举击溃，和红二十八军在临县白文镇胜利会师。尔后经方山、离石，转移到中阳县金罗镇、朱家店一带。

这时，晋军六十六师杨效欧所部一九六旅奉命前来堵截，在师庄、三有庄、大石头村一带与我军发生遭遇。我十五军团前卫七十五师将该敌三九二团一举全歼，敌团长郭登瀛被俘。

郭登瀛被俘之后，极度紧张恐惶。但出乎他意料，红军不仅不打不骂，连他的怀表和几十块晋钞也全部未动。为解除他的恐惧心理，战斗刚一结束，我就和徐海东、周士第在村外的河滩接见了他，并让他给被俘官兵讲话，安慰大家不必害怕，要相信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郭登瀛是红军渡河以来被俘的第一名敌高级军官，对他的教育和处理，在晋军官兵中必将引起极大的反响，如能像东北的高福源一样，做好争取教育工作，对于沟通我党和阎锡山的联系，推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发生一定作用。因此，部队在大麦郊休整期间，我又专门找他作了一次长谈。为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我一开始就坦率地对他说：“我也是咱山西南路解县人，在太原国民师范念过书，后来当了红军。在红军中我当过师长、军长、军团长，也做过政治工作。在我们红军队伍中，没有薪水，官兵一样，一天只管三顿饱饭，只是想使普天下穷苦百姓都有好日子过”。

接着我又讲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中肯地向他指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大敌当前，国难日深，我们应团结一致，奋起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武装出武装。我们红军此次渡河东征，就是要到第一线去抗日”。

最后，我又针对他关注个人命运和出路的急切心理，坦率地对他说：“我们叫你在窳里多住几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更好的明了我们的主张”。

这次谈话后，我们即派人把郭澄瀛送到红军总部保卫局驻地——康城附近的南窳。十五军团也奉命由大麦郊出发，经双池等地，到达隰县篷门、娄家峪一带进行休整。

红十五军团自3月中旬挥师北上到4月下旬返回篷门，历时一月之久，行程1000余里，经灵石、孝义、介休、汾阳、文水、交城、清徐、古交、娄烦、静乐、岚县、兴县、岢岚、临县、方山、离石、中阳、交口、隰县等19个县份，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晋军兵力，配合一军团的战略行动，而且在晋中、晋西北广大地区宣传发动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筹集了一批物资，扩军500余名，部队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然而，此时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先后派遣10个师的兵力入晋增援。红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和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已不可能。我军如继续留在山西，就会被切断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于是，中央决定回师陕北。十五军团自东渡以来一直连续行军作战，部队比较疲劳，奉命先行西渡。接着，总部和一军团也相继回师。在这里，着重回忆了我所在的十五军团情况，其他红军部队在总部指挥下转战河东的情况，需请其他同志介绍。

东征战役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运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两个基本武器克敌制胜的一个范例。

下面仅就我个人记忆以及接触到的一些文献资料，谈一点东征战役中有关统战方面的情况。

1935年12月，当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之后（即东征战役的准备阶段），党中央就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先后同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密切联系”的原则协定，解除了红军渡河东征的后顾之忧。

红军渡河之后，党中央又先后派李克农同志、周恩来同志同张学良进行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并根据张学良将军的提议，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赢得了以张、杨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对促使张、杨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

东征期间，我们还积极开展了争取晋军广大官兵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同志曾在康城亲自接见了被十五军团俘虏的晋军三九二团团长郭澄瀛，坦率地提出了我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向阎锡山转达。这三点要求是:

第一，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第一个不行，就来第二个，在雁北让我们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点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共产党打第一线，打败日本后，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

为使郭登瀛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进一步深刻的了解，也鉴于当时我军已作出了回师西渡的决定，这次会谈后，郭登瀛被送到了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接见了郭登瀛，详尽地阐明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去之后动员和说服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临行前，毛泽东同志让他给阎锡山、赵戴文、杨效欧等晋军首领带了亲笔信件，周恩来同志托他给阎锡山带了口信。同时还发给他10元边币、90元山西省钞作为路费，又送他一匹战马，派2名警卫人员把他一直送到了黄河岸边。

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阎锡山汇报了他被俘的前后经过，转达了毛主席在康城接见时所提的三点要求，面交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同志不仅重申了我党、我军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一贯主张，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企图借“剿共”之名，染指山西的险恶用心。这是阎锡山的根本利害所在，也是他眼前的心腹之患。

    为此，阎锡山召集他的文武大员、心腹谋士，要他们在“联共抗日”、“联蒋剿共”或“联日反共”三者之间，妥为筹划，限期答复。按阎锡山的话来说：我们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结果形成了“联共抗日”的决议。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虽然深知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抉择，但为慎重起见，不对毛泽东同志的来函作出正面答复，而是派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请与我党有一定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磋商。朱蕴山在赴晋之前，同中共北方局负责山西工作的南汉宸、王世英等交换了意见，听取了党的有关指示。

   朱蕴山来太原后，经过多次会谈，同阎锡山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从此以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党直接领导的“山西各界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这年秋后正式成立。东征红军在山西各地播下的抗日火种以燎原之势迅速燃烧起来，为以后红军誓师改编，东进山西，建立我党与阎锡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抗日战争的前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红军东征将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载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