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く晋绥大众报》原名《晋西大众报》，创刊于1940年夏，是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份通俗小报，四开，两版，单面印刷，每星期出一期。1945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为晋绥边区之后，オ改为《晋绥大众报》。由两版增加成四版，由周刊改为五日刊，仍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部，也就是《晋绥大众报》的编辑部。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全编辑部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因为编制太少，又没有后勤入员，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生活上常是附属于某个大机关。有几年是和晋绥分局住在一个村里，更多的时间则是和《晋绥日报》生活在一起。

      编辑部里没有严格的分工，不是一部分人负责编书，另一部分负责编报，而是大家都参与编辑书籍的工作，也都参与编辑报纸。在家是编辑，出外采访就是记者。由编辑部直接编辑出版的书籍，大都是一些通俗读物，诸如：看图识字、冬学课本、卫生常识、农家历、小秧歌剧、快板、鼓词、民间故事等等。主要读者对象是粗通文字的区村干部、农民、工人，报纸是通俗小报，主要读者对象也是这些人。

      报纸上除了新闻报道外，也经常要登载这一类的作品。编书和编报在业务上是一致的，都是从事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因而不但没有什么矛盾，反倒起了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有时把一些书稿先在报上发表，然后根据读者意见加以修改后出版；有时则是把报上登载过的一些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汇集成册，出版发行。

      “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除了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外，也出版一些政治理论著作、小学课本、文艺作品等。不过这一类书籍大都是有关单位编好之后，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因为当时根据地只有这么一个正式出版社。

      《晋绥大众报》虽然是五日刊，但必须按时出版。经常要处理新华社电讯和各地通讯员的来稿。因而编部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是编报，编辑出版工作则成为次要的了。

（二）

      《晋绥大众报》每期总共有四个版面，大体上是这样安排的：一版是要闻、社论、专论；二版三版是地方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农业科学知识、卫生常识等；四版是文艺副刊。

      凡属重要的文章、消息，都用四号字排印，一般的则采用老五号字。每期总共约有一万五千字左右。报纸发行量开始只有四五千份，后来逐渐增加到了一万余份。

      《晋绥大众报》既然是通俗报纸，编辑业务上理所当然要在“通俗”二字上下功夫。具体要求是：一般的文章不超过一千二百个常用字的范围，偶尔出现一些非用不可的生僻字眼，则注以同音字。偶尔出现一些非用不可的词汇，则用通俗的说法加以解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量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使不识字的人能听懂。

      当时，根据地文化比较落后，农村里小学还不普及，识字的人不多，但很多地方成立了读报组。如何使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这就成了通俗报纸的一个重要课题。

      通俗化说来轻巧，具体干起来就不容易了。这不是仅仅少用或不用生僻字和难懂的名词就能解决了的问题，面是关系到整篇文稿的风格，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大事。就是要适合一般群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习惯，尽可能做到每篇文章都能“上口”。不是“上”知识分子的“口”，而是“上”农民群众”的“口”。既通俗易懂，而又生动活泼，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易。但又不能不向这方面努力。

      因而许多稿件都需要经过编辑修改，润色，甚至是重新改写才能刊出。一般稿件还比较容易处理，最难办的是一些重要文章，诸如：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公开发表的文件，新华社的专论，延安《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的重要社论等。这些文章不登不行，因为大都是关系到抗日战争形势和根据地军民任务的重大问题，必须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原文照登不行，因为粗通文字的人看不懂，不识字的人也听不懂。逐段逐句翻译成通俗语言也不行，那样文章就扯的太长了，报纸篇幅有限，容纳不下。怎么办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照原文的意思重写。

      这样做要花费很多工夫，编辑首先必须反复读原文，认真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抓住原文的主要内容列出提纲，尔后オ能动笔重写。这样的稿件，往往要经过个人对照原文多次修改。虽然不能把原文内容全部包括去，但还是可以把主要意思传达给广大读者和听众。

（三）

      前边已经说过了，编辑部总共只有十来个编辑，从1940年创刊到1947年停刊，七年之中人数没有大的增减，成员倒是有不少的变化。有的病故了，有的陆续调走了，同时，又陆续调来一些新人，前后在报社工作的这些编辑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有丰富经验的“老报人”。资格最老的也不过是参加抗日战争后オ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一般的都是调来报社后，オ算走进这一行列。

      论文化程度，只有少数几位抗战前读过中学，绝大多数是高小学生，还有的仅仅念过几年小学。而且所有的人员，在到报社之前，都没有专门从事过通俗化工作，总之是：任务重，人员少，水平低，经验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边摸索，边前进了。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在学习中逐步提高。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和新闻业务之外，还必须认真学习通俗化方面的诸多问题。

      这里边遇到的因难是：可资参考借鉴的材料十分稀少。当时虽然各个抗日根据地大都办有通俗报纸，但由于日寇封锁，交通阻隔，一些重要文件都得由地下交通秘密传递。书籍报刊就很准交流了。唯一能看到的只有延安出版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报》。

      因而，业务学习更多的是直接向农民群众求教。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表述事物的方式。编辑人员中，大都出身于本省农村，参加革命后或多或少都做过几年农村工作，诸如动员参军，征收公粮，减租减息等等。对于接近农民群众都还有点经验。而且当时编辑部就住在农村里，左邻右舍都是农民，天天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这就成了学习群众语言一个极有利的条件。有时编辑部把一些重要文章改写好了，但群众是否能看懂听懂，没有把握。于是就把原稿读给村里群众听，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这样做自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学习群众语言，开头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或多或少带有一点被动的性质。后来逐渐尝到了甜头，也就变成主动的追求了。不少同志一有空闲就去找老乡们聊天，从他们的闲谈中吸取养料。外出采访更是如此。有时，遇到开劳模会，就主动当大会记录，记录劳动模范、民兵英雄们的发言。

       那时候不时兴念“秀才”们事先写好的发言稿，而是由工农先进人物和基层干部尽情地谈论。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群众语言不仅通俗易懂，而且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无论状人状物都很生动。比喻贴切，幽默风趣。大家愈学愈感到这不仅是办好通俗报纸的关键，也是摆脱党八股、洋八股，开创新的文风的大问题。

      由于意识到这点，也就更增强了学习群众语言的主动性，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有不少人虽然后来离开了报社，不专门从事报纸通俗化工作了，但仍然坚持学习群众语言。特别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不能不说和在报社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