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

吴浩军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刘萨诃是活动于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记载他的事迹和传说的佛典和史籍很多；近40年来，学者们进行刘萨诃研究，成果颇丰，对相关资料的搜罗运用似乎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但其中却缺少了一般典籍所不载，而为酒泉本地所独有的一些资料。刘萨诃迁化于酒泉，在酒泉留下了一些遗迹。本文汇辑《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以及《西峰宝刹碑记》中有关刘萨诃的资料，以供专家采摭利用；同时还结合实地考察，对这些资料予以考订和阐释，以期拾遗补阙，为进一步拓宽刘萨诃研究领域，解决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酒泉  刘萨诃研究  资料  辑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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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萨诃是活动于东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记载他的籍贯、名号、事迹及传说的佛典和史籍很多，主要集中在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道宣律师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敦煌遗书P.3570、P.2680、P.3727《刘萨诃和尚因缘记》和1979年在武威发现的唐天宝元年（742）《凉州御山石佛像因缘记》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中。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刘萨诃研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为开山之作，校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刘萨诃的重要资料，为刘萨诃研究提供了线索，奠定了文献学基础；同时也进行了考证，对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的创作时间、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孙修身、史苇湘等先生则运用传世文献和敦煌遗书及新发现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等资料对以莫高窟第72窟和斯坦因《千佛图录》之十三绢画为代表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进行了详实的考释，同时又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全面地考证和梳理了刘萨诃的事迹，使刘萨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孙修身先生《刘萨诃和尚事迹考》资料翔实，考证分析周密细致，是一篇里程碑式的力作。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用力最勤的学者则是山西大学的尚丽新博士。她在充分吸纳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考察了有关刘萨诃事迹和传说中姓名籍贯、地狱巡游、江东巡礼、稽胡崇拜、番禾瑞像、感现佛钵、酒泉迁化等各节产生的时间、地域，记录的佛典和史籍，及其所贯穿的民间佛教信仰的各种母题。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又进而分析论证民间如何创造刘萨诃这一神佛的过程、原因，把刘萨诃信仰的传播方式归纳概括为传闻、讲唱、造像与壁画三种主要途径，揭示出刘萨诃传说“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的佛教信仰”这一“巨大的隐秘”，从而“使这个和尚闪烁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光辉”。从她所发表的系列专文看，对相关资料的搜罗运用似乎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如在《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一文中论及刘萨诃迁化酒泉时甚至引用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张玿美修纂的《五凉全志》中的《永昌县志》，但其中却缺少了一般典籍所不载，而为酒泉本地所独有的一些资料。

为说明问题，这里不避重复，再引录一些资料。《刘萨诃和尚因缘记》：“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却至秦州敷化。返西州，游至酒泉迁化，于今塔见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数般。”《续高僧传》卷二五：“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二“酒泉县”条：“刘师祠，在县南。师姓刘，字萨诃。沮渠时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为珠，血化为丹。门人因立庙于此，至今人诚心者谒之，往往获珠丹焉。”

关于刘萨诃的事迹传说，诸本所记多有歧异，然其中“酒泉迁化”一节，却是惊人地一致。这充分说明，虽然刘萨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关陇东西”，事多歧见，但最后迁化酒泉，却是无可怀疑的。而这样一位充满了神秘灵异色彩、在民间被广为传颂的高僧，在其迁化地自然不可能没有留下遗迹。笔者既为酒泉土著，近年又对地方文史颇有几分兴趣，机缘所在，读到有关刘萨诃研究的著作，自然想到了曾经寓目的相关资料，在此汇辑罗列并作简略说明，以供专家采摭。

其一、关于手迹崖

《肃镇华夷志·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奇异。俗妄言乃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其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古迹》：“手迹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为古迹。俗传佛见讨来河水盛，恐没城，以手推崖，脚登河岸，故水不能淹城云。”

《肃镇华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稿，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州兵备副使李应魁续修完稿，顺治十四年（1657）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是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体例完备定型的一部旧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30卷，清肃州分巡道黄文炜、军需观察沈青崖纂修，于乾隆二年（1737）成书。两志对手迹崖的记述，文字略有出入，但主要资料相同，只是前者对所采录传说有“俗妄言”、“恐难凭信”等考评文字。两志均未明说为肃州救水难的是哪位神祇，只以“佛”笼统言之。但两志中关于“西峰宝寺”的记载，又透露了相关信息，说明是僧慧达；而“慧达”乃刘萨诃之法号。

莫高窟至今留有中唐及其以后所绘刘萨诃在酒泉郡开山畅流、留迹山崖的瑞像故事。可惜酒泉城西手迹崖遗迹在近年城市扩张中已被夷为平地，难以寻考了。

其二、关于西峰宝寺

《肃镇华夷志·祠祀》：“西峰宝寺：城西三里。据《神僧传》云：昔蒙逊时，有僧人名慧远，游居武威，一旦云，肃州人有水难，吾当速救。于是，寅时起身，巳时至肃，正见讨来河水势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圆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为右迹，后人因此遂充拓为寺。而西峰今将平矣。有重修碑记云。”《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祠庙》：“西峰宝寺：在肃城西三里，今名西古寺。《神僧传》云：沮渠蒙逊时，僧慧达居武威，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当往救。寅时发，巳时至郡，正见讨来河侵城，以手挥之，水退。随圆寂，瘗骨于此。后世遂拓为寺。天顺间，僧公澄修之。正德十一年，毁于回虏。嘉靖十二年，僧相至又鼎新之。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

前志记为僧慧远，而该志《仙释》目也有《慧远传》：“慧远，本卫人。姓刘，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灾，吾当速救可也。’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进城。人以手迹崖为古迹，因遂圆寂于此，遂建寺塔，以传云。”此“慧远”显系“慧达”之误。对此，《重修肃州新志·凡例》已有订正说明：“旧志误谬颇多，亥豕鲁鱼，难以枚举……及慧达，沮渠蒙逊时僧，而或为明初。此等俱已订正。”而《重修肃州新志·肃州·仙释》正有《慧达传》：“慧达，肃州人。姓刘，名窣和，自幼出家为僧。洪武间游至凉州，闭关静坐。一日，谓凉州人曰：‘明日肃州遭水患，吾当救之。’明寅西向，巳时至肃，讨来河水涨泛，势将逼城。慧达至西峰，离城一里许，用手一指，水向北溃，遂不近城。后圆寂于此，建有寺塔，人以手迹崖为古迹。按：此条出旧志，与《神僧传》不合，今姑存之。余见《古迹》、《祠庙》内。旧志误为明洪武间事，应从《神僧传》云，为沮渠蒙逊时人。”陈祚龙也曾考证刘萨诃姓名和法号：“自彼出家之初，初号慧达，盖以古人信彼乃系菩萨之‘化身’，且系‘假形化俗’，因以为号焉。”在这句话中“慧”后括注：“此字因为与‘惠’通，故亦尝作‘惠’。”在“达”字后括注：“凡作‘远’者，大谬。”可见，误“慧达”为“慧远”在典籍中是普遍的，不仅《肃镇华夷志》如此。

关于刘萨诃的籍贯，《冥祥记》、《高僧传》等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今山西离石）人；《续高僧传》、《刘萨诃和尚因缘记》载其为定阳（今陕西宜川）人；《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方志》又说是慈州（今山西吉县）人。而上引两部肃州旧志却都以慧达为肃州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肃州民间刘萨诃信仰的一些情况。

两志所记西峰宝寺，多次重建、补修，至建国初尚存，“气魄宏大，建筑雄伟，林木繁茂，风景甚幽。院后并有大、小两座宝塔，据传，大塔为神僧刘窣和（又名刘萨诃）之瘗葬，小塔约为海峰大师之留迹”。可惜于1958年之后被拆毁，遗址在原酒泉城西一公里处酒泉西峰乡西峰寺村八组居民点以北500米处道路西侧农田中。近年酒泉市区开发扩建，居民点拆迁，据寺庙旁原住居民指认，遗址处在312国道出酒泉市区西北拐弯处（西侧）和正在开工建设的消防局（东南角）之间。

其三、关于透灵碑

如前所引，《重修肃州新志》“西峰宝寺”条称：“太常寺卿赵玉芝、学官陈杰，皆有碑记其事。赵碑今号透灵碑云。”1958年，寺毁时，碑亦不知去向。至“1987年9月，酒泉市文物普查队到西峰寺村访查，当地耆老王福同、王建福等回忆说：当年寺毁之后，碑被村民抬回村中，埋在了地下。经过仔细寻找，终于掘地得碑。老少无不喜庆”。

碑为青白色花冈石质。碑体长130厘米，宽85厘米，厚25厘米，正背两面皆有文字。正面全文773字（其中残缺52字），背面为功德簿。碑额高67厘米，宽84厘米，厚27厘米，正面浮雕二龙戏珠，篆刻“西峰宝刹碑记”六字，背面双龙交蟠，中刻楷书“西峰宝刹碑阴”。碑座高40厘米，宽90厘米，厚55厘米，前后莲花浮雕。据说“当初碑面十分平光明亮，能透入人的影子，故时人有‘透灵碑’之称”。

此碑现藏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据碑文可知，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为赵玉芝所撰，与《重修肃州新志》所载相合。关于寺的来历，碑文记载：“肃城之西，旧有浮屠刹宇，古传慧达神僧飞锡至此，知其地可作宝林，因创以□□，面雪山而背天城，渺黄河而抵流沙，峰峦环峙，林木交翠，即金沙菩提表现之所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西峰寺正是因刘萨诃而建，是高僧刘萨诃留在酒泉的一处重要遗迹。如此，《西峰宝刹碑记》也是研究刘萨诃行迹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

尚丽新指出：“刘萨诃的各种传说不是随着刘萨诃的去世而终结的，更不是在一时一地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从4世纪末到11世纪漫长的历史时间在大江南北、关陇东西广阔历史空间而逐渐形成的。”“刘萨诃传说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之在4世纪末至11世纪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实，还有新发现的资料表明，大约至西夏末（公元13世纪初），刘萨河信仰仍然十分兴盛。如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梁松涛所译西夏《宫廷诗集》中就有《严驾西行烧香歌》一首，讲述西夏某皇帝（可能是西夏仁宗皇帝，晚不过桓宗）往凉州礼佛事，其中有句云：“跋湟山雕做玉身佛”，李正宇先生据西夏文国际音标所标之音释读，认为应译作“番禾山雕做玉身佛”。西夏国皇帝亲自前往凉州番禾礼拜石佛瑞像，其意义自不待言。而前引《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和《西峰宝刹碑记》等资料则更表明，刘萨诃传说不仅“绵亘在东晋到唐五代漫长的历史时间里”，而且直至明清时期，还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多民族聚居地”流传着，并继续被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记录规约着，由此足见其影响的广泛深远。

近40多年来，经过考古发现和文献的搜集、整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有关刘萨诃研究资料已趋于完备可靠，但还有进一步汇集、考订和阐释的余地。本文辑释这些为酒泉本地所独有的资料，以期拾遗补阙，为进一步拓宽刘萨诃研究领域，解决该研究中提出的新问题，把研究引向深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吴浩军（1964—），男，甘肃酒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和河西文化研究。Tel:0937-2688195，E-mail: whj8216@163.com。）

收稿日期：200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