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佛教文化开拓者

徐华龙

刘萨诃（360——436），也称之为慧达，其为后西河离石县胡人。《梁书》、《宋书》记载他是“胡人刘萨诃”。

离石县，地处山西省西部，吕梁山脉中段西侧。历史上就是汉人与胡人混杂居住的地方，东汉永和五年（140）西河郡治迁此，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复置县；晋属西河国，永兴元年（304）匈奴左部帅刘渊起兵反晋，建北汉政权，置都于离石；后燕置离石护军；北魏明帝置离石镇；北齐天保三年（552）置昌化县；北周建德六年（577）县改石州。所谓北汉是匈奴主导的政权，后燕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国家，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北齐也是鲜卑化政权。由此可见，刘萨诃是一个胡人是无可置疑的。

当时作为一个胡人西行取经，无疑是极具眼光的，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一、佛教盛行的时代

刘萨诃生活在一个佛教文化非常盛行的时代。

帝皇信奉佛教。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

北朝佛教盛行，从朝廷到一般社会，都有佛教信仰，其盛行程度之高，有了一个家族、一个村落都建立了佛教组织，叫作“义邑”，是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大多数以信徒为主。这种机构，原来为共同造像而发起，然后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石窟、寺院，举行斋会，进行写经、诵经等事。

另外，北朝各代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如《付法藏因缘传》,又译《大吉义神咒经》、《杂宝藏经》、《方便心论》等。

之所以北朝时期佛教兴盛，一个原因是时局动荡造成佛教大盛，特别是在政权更换快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就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于是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

与此同时，当时的佛教典籍远远不够教徒学习。据章巽先生《法显传校注》说，法显奉佛教虔诚，在长期为僧中，常感叹律藏不全，竟以58岁以上的高龄，于后秦弘始元年（399）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４人从长安出发，越过陇山，至西秦国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在此度过了西行的第一次坐夏。

由于这种背景下，希望求得更多的佛经的僧人开始向外寻找，到佛教的发源地取经就成为他们的愿望。

与刘萨诃同时代的到西方取经的有很多人，比较著名的是法显。

法显本姓龚，平阳郡（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三岁即剃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为比丘， 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取经路上，遇到重重险阻，第一次失败。在公元400年 ，法显结伴西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停留一月余后，法显等5人便随敦煌太守李瑒的使者先行。[1]

由此可知，到印度去取经的有一批教徒，他们要到西方取经，为了引进更多的是佛教典籍，以扩大佛教的影响。

《中国全史》第035卷《魏晋南北朝宗教史》：法显自姚秦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到达长广郡，次年才到达建康，前后共计15年。途中经过西域6国、天竺21国及归途中的师子国和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共计29国。同法显从长安出发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４人，至张掖又加入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５人，在于阗又遇到慧达，共计11人。

至此，可见慧达是有别于法显之外的另外一支去印度取经的人。

当时信奉佛教的地域，除了印度，还有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包括新疆等地区，刘萨诃等人到了如此佛教滋养之地，肯定是如鱼得水非常高兴。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已到那揭国（今阿富汗东部贾拉拉巴德附近一带） 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

当然取经的道路，非常艰难。出敦煌后，便进入沙漠地带。当时这条路是很艰险的，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在沙漠中行了17日，才到了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又西行15日，到了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境）。因在此地所得资助甚少，智严、慧简、慧嵬３人便西返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寻求行资。法显等因得到 苻公孙供给 ，遂得继续西行，穿越今塔克拉玛干沙漠，经1月又5日到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东南）。此地盛行大乘佛教，因法显等想观看此地之佛行像，便停留下来。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向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先出发。行像完后，僧绍随西域僧去罽宾（今克什米尔），法显等向子合国（今新疆叶城西南）出发。[2]

为此，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慧景有病，道整便留下看护，仅慧达一人到弗楼沙国与法显相见。之后，慧达也随宝云、僧景一道回国，而慧应又死于佛钵寺。[3]可见西行求法之不易。

应该说，刘萨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印度取经（早唐玄奘230年），并最早归国弘法度生的高僧慧达大师。

二、神化的刘萨诃

从历史记载看，刘萨诃是一佛教徒，是一现实生活里的人，但被神化，如：死而复生等，预言超群，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他敬佩与尊重。

刘萨诃死而复生，在史书上多有记载。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刘萨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说云：“有两吏见录，向西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地狱，随报重轻，受诸楚毒。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七：晋简文咸安中造垥，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有西河离石县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七日而苏，因此家，名慧达。

这些记载都证明了，刘萨诃（慧达）是死而复生。正是这种死而复生得，使得刘萨诃大彻大悟，觉醒到一个非凡的境界，能够发现常人无法抵达的心灵高度，也为刘萨诃的智慧超凡做了有效的铺垫。

他能够到丹阳，登高就发现阿育王塔下有舍利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也是他佛力超群的表现。《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刘萨诃“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千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

在《白话梁书·海南诸国传》一书里更加说得非常清楚：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遇疾病暴死，而心下仍有暖意，家人未敢马上下葬。经过十日又醒过来，说：“见到有两吏摄我，向西北行，不知其远近，到十八地狱，随即报上罪之轻重，受各种酷刑。见到观世音说：‘你的生缘未尽，如果能活，可作沙门和尚。洛下、齐成、丹阳、会稽均有阿育王塔，可前往礼拜。如果能寿终而死，则不会堕入地狱。’说完，我好比从高岩上掉下，忽然就醒了。”因此便出了家，法名慧达。游历礼拜寺塔，接着到丹阳，不知塔之所在，便登越城向四下里观望，见长干里有奇异气色，便就其地礼拜，果然是阿育王塔所在，一次次放现光明。因此知道一定是有舍利，便聚集众人就地掘之，入土一丈，得到三块石碑，均长六尺。中间一碑上有铁匣，匣中有银匣，银匣中又有金匣，其中装着三颗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于是迁舍利靠北，在正对简文所造塔之西面，造一层塔。十六年(517)，又令沙门僧尚伽造三层塔，此即高祖所建者。初时穿土四尺，得到龙窟及古人所舍之金银钏钗镊等各种杂物宝物。大约深九尺，作方形玉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用来装银坩，坩内有金镂罂，装三枚舍利，像粟粒那么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枚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均为沉香色。

     对于刘萨诃的神奇之处，在于古代笔记和明清地方志[4]里都有记载，大大地丰富了刘萨诃的形象，同时也弘扬了佛教文化的神力。

《太平广记》卷第九十三《异僧七》：当时那个地方的山神，在寺庙尚未倒塌之前，收取了利宾菩萨的神像，运到很远的空中；寺庙破毁之后，山神又把菩萨的佛像安置在地下石室中供奉。后来年头太多了，石像仍然存在而石室却已不见了。等到刘萨诃法师前去拜山时，石像便从地下冒了出来。那个萨诃法师的前身，原是利宾菩萨。

刘萨诃对宁波佛教文化也有重要推动作用。

《明一统志》卷四十六：阿育王山，在府城东五十里，旧名鄮山。晋太康中并州人刘萨诃得阿育王塔于此，因名。

阿育王山，原名是鄮山，是因阿育王寺庙建塔而命名。其位于浙江宁波鄞县。始建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也是中国现存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寺。《明一统志》将阿育王寺与刘萨诃联系在一起，也证明了刘萨诃的影响力。

在《浙江通志》卷十三记载的地理位置更加清晰：阿育王、山志山去府治四十里，其源始于天台，以太白山为近，祖有涌现岩，乃塔涌之所。西晋太康间有刘萨诃者神人指示云，会稽有阿育王宝塔，汝往顶礼，于是萨诃精诚敬礼，至于鄮山，忽一夜宝塔从地涌出，舍利腾辉。

这里，不仅介绍了阿育王寺的地理位置，而且将阿育王宝塔刘萨诃与塔紧密相连，不仅证明他独特的慧眼，而且表现出对佛塔的尊重与敬仰。佛塔，又名浮屠（梵语佛陀的音译），佛塔最初是用来供奉舍利、经卷或法物。根据佛教文献记载，佛陀释迦牟尼涅槃后火化形成舍利，被当地八个国王收取，分别建塔加以供奉。由此可知，佛塔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刘萨诃不顾路途遥远，去“精诚敬礼”，最后感到神灵，造就“忽一夜宝塔从地涌出，舍利腾辉”的奇观。

刘萨诃是伟大的，因为他一生都追求自己的佛学理想，始终如一。刘萨诃不仅到处取经、传经，还著书立说。据《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艺文四》记载：僧慧达《夹科肇论》二卷。可见，刘萨诃弘扬佛法，身体力行，毫不懈怠。

由此，刘萨诃得到人们的尊重，。在甘肃，为了表彰刘萨诃的功绩，人们修建西峰宝刹，成为刘萨诃圆寂之处。《甘肃通志》卷十二：西峰宝刹，在州城西三里，相传沮渠防逊（牧健）时有神僧慧达圆寂于此，为立浮屠事。

可见，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人，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他的。

2017年10月24日

[1] 《中国全史》第035卷《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2] 《中国全史》第035卷《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3] 《中国全史》第035卷《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4]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四：阿育王山【在鄞县东四十里北去镇海县三十五里明统志旧名鄮山晋太康中并州人刘萨诃得阿育王舍利建塔于此因名其前横陈如几者名玉凡山其南为白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