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志”编写的体例、特点及其民俗观

——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和《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为例

  黄江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 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上海 200235）

【摘要】上海不仅具有优秀的修志传统，而且特别重视风俗志的编写。解放以后，上海在开展地方文献整理时，曾经数度开展抢救、挖掘和整理地方旧志的工作。最近十余年来，为了更好地保存上海历史文献，对旧方志进行了有计划地整理与出版工作。陆续编辑出版了《上海乡镇旧志丛书》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为研究上海历史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本文拟以这两部丛书为例，探讨“风俗志”编写的体例、特点及其中所反映的民俗观念。

【关键词】上海  风俗志  体例  特点  民俗观

上海旧方志品种数量繁多。据上海方志办统计，1949年时，上海有各类方志397种，其中，宋代8种，元代6种，明代59种，清代223种，民国时期101种，存世243种。目前，现存最早的上海方志为南宋绍熙四年（1193）由华亭知县杨潜主修，胡林卿、朱瑞常等纂修的《云间志》，亦称《绍熙云间志》。首部松江府志为明正德七年（1512）由知府陈威等修、顾清等纂的《松江府志》。此后，府、县二志并行于世。明清以来，民间私人修志层出不穷，乡镇志、乃至村志、园林志、庙宇志等陆续出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上海地区重视修志的传统，突出表现在对民俗的记述。明正德《松江府志》在我国方志编纂中率先将“风俗”列为专卷，使得“风俗”在方志编纂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而在较早的志书中，“风俗”或附于山川地理，或与历史、地理、人物等并列记述。上海历代修志者都极为重视对风俗的记述。崇明知县朱衣点在康熙《重修崇明县志》（朱衣点修，吴标等纂）的序中说：“修史重任也，而修志亦巨举也。史以传信，记一代之得失存亡，志以备考，辩一方民风土俗。二者名异而实同。”说明修纂方志的目的就在于为后世保留风俗史料。黄炎培在其主纂的民国《川沙县志》的导言中说，风俗是了解“底层社会思想之表现”，是“探求一般邑人之思想与性情”。说出了风俗在志书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府县志因卷帙浩繁，体例上具备将一些门类列为专卷的条件。而卷数教少的乡镇志，比如清康熙《紫隄小志》只有2卷，所以只能在卷下设有若干个子目，“风俗”为其中的一个子目。但无论如何，“风俗”的记述都是方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上海历来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为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余年来，上海对旧方志进行了有计划地挖掘、整理与出版工作。陆续整理出版了《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拟以这两套丛书为例，探讨其中“风俗志”编写的体例、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民俗观念。

一、上海地方旧志风俗志的编写体例

明清上海方志在“风俗志”编写时的名称和体例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在命名上，比较统一地称为“风俗”。但在体例上则比较多样化。在府县志中，有将“风俗”专门列为一卷的，明正德《松江府志》开此先河，继之有崇祯《松江府志》。有与其他门类合为一卷的，如康熙《松江府志》、正德《华亭县志》、乾隆《金山县志》等。有的以风物志、风土志、风俗志为卷目，下列风俗、物产、方言等，如康熙《崇明县志》、乾隆《崇明县志》、光绪《重辑奉贤县志》、光绪《南汇县志》等。也有的归在疆域志下，如弘治《上海县志》、乾隆《娄县志》；有的归在地理志下，如万历《上海县志》、乾隆《宝山县志》；还有的归在杂志卷、志余卷中，如乾隆《南汇县新志》、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光绪《宝山县志》等。见下表：

表一：明清松江府志风俗志编纂体例

表二：明代华亭、上海、青浦、嘉定县志风俗志编纂体例

表三：清代乾隆年间县志风俗志编纂体例

在乡镇志中，情况大致类似。在命名上，基本以“风俗”称之。在体例上，因卷数较府县志为少，多数与其他卷目并列合为一卷。只有嘉庆《珠里小志》、同治《张泽志稿》、光绪《月浦志》为例外。同样，在卷目安排上，有的归在疆域志、区域志，如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咸丰《黄渡镇志》、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宣统《续修枫泾小志》；有的归在杂类志，杂志卷，如嘉庆《马陆志》，乾隆《南翔镇志》。还有些乡镇志只有卷次，没有卷名，此种情况下，“风俗”则归于某一卷次之下，与其他内容并列，以安排在前三卷中为多。有在卷一的，如明崇祯《外冈志》、康熙《紫隄小志》、乾隆《真如里志》、乾隆《金泽小志》、嘉庆《方泰志》、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朱泾志》、道光《七宝镇小志》、光绪《淀湖小志》、光绪《罗店镇志》、光绪《江东志》、清末《二十六保志》等。有在卷二的，如康熙《淞南志》、嘉庆《法华镇志》、咸丰《紫隄村志》等。有在卷三的，如乾隆《干山志》。见下表：

表四：清代部分乡镇志风俗志编纂体例

由于修志者对“风俗”范畴理解的不同，影响了“风俗”这部分内容在志书中涵盖面的多寡以及篇目的安排。关于风俗的范围，当下学界一般认为应包括物质、社会、精神和语言四个部分：物质习俗包括生产习俗、商贸习俗、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交通习俗、医药保健习俗等；社会习俗包括社会组织习俗、社会制度习俗、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精神习俗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语言习俗包括语言与文学两大部分，语言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语言习俗是指民族语言和方言，狭义的语言习俗是指具有特定含义，并且反复出现的套语，如民间俗语、谚语、谜语、歇后语、街头流行语、黑话、酒令等。我们以此为标准来看一下“风俗”在明清上海地方志中的体例是如何安排的。

首先，从府县志来分析。一是在“风俗”中涵盖多项内容。如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包括了总论、习尚、岁时、俗业、占候、俗变等。二是将方言、占候、岁时等内容单列，如嘉庆《松江府志》卷五疆域志中除“风俗”外，首次增加“方言”一项。在县志中，乾隆《娄县志》卷三疆域志中的“风俗”中则包含了民风、生产习俗、婚丧习尚、岁时习俗、方言、占验各门。光绪《娄县续志》在卷三疆域志下列：星野、界至、街巷、坊表、邮铺、村镇、桥梁、形胜、风俗、方言、占验等11个名目，将方言、占验各单列为一目。但岁时、方言、占候共同作为风俗的构成部分已成为共识。例如，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包含习俗、时序、方言、物产等。

其次，在乡镇志中，情况各异，大体有四种编排方式：

一是在“风俗”项中包括方言、岁时（时序）、占验等内容，不再单列方言、岁时、占验等项。如嘉庆《方泰志》、嘉庆《朱泾志》、咸丰《黄渡镇志》、嘉庆《寒圩志》、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宣统《续修枫泾小志》、乾嘉《金泽小志》、清末《张泽志》等，皆包括时序。乾隆《干山志》包括时序、方言、占验；嘉庆《法华镇志》包括岁时、占验、方言、谚语等。康熙《紫隄小志》包括时序、民间信仰等。康熙《紫隄村小志》包括时序、信仰、巫术迷信等。

二是不包括方言、岁时（时序、节序）、占验等内容，而单独立其为一项，如光绪《月浦志》在卷九风俗志下列：风俗、节序（占谚附）、方言、物产；光绪《罗店镇志》卷之一疆域志下列有风俗、节序、岁占、方音；光绪《蒸里志略》卷二下疆域志“风俗”一项中，附占验、岁时、方言、土产；清末民初《二十六保志》卷一下列风俗、岁时、方言等；康熙《淞南志》卷二下列风俗、节序、土产等。道光《七宝镇小志》“风俗”下附四时节序，“风俗”中包括婚嫁习俗、迷信巫术、民间信仰、游戏、恶俗等。光绪《江东志》卷之一地理志下列风俗、节序、岁占、土语、物产、祥异等。

三是不包括也未载录方言、岁时、占验等内容，如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安亭志》、同治《张泽志稿》、光绪《盘龙镇志》、光绪《淀湖小志》等。

四是虽将方言、岁时（时序、节序）、占验等单独立项，但并不追求齐全，如有的只有“岁时”或称“时序”、“节序”，有的只有“方言”。如明崇祯《外冈志》列有“时序”、嘉庆《马陆志》列有“岁时”、乾隆《真如里志》列有“节序”、清末《杨行志》列有“节序”、咸丰《紫隄村志》列有“节序”、同治《厂头镇志》列有“方言”等。

此外，嘉庆《珠里小志》共18卷中，不仅卷三为“风俗”专卷，且卷四将方言与物产合为一卷。可见对风俗的重视。

由上述可知，“风俗”编写在方志中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内容逐渐丰富。

二、上海地方旧志风俗志的编写特点

与文人笔记相比较，方志中“风俗”的记载呈现出更为详细和完备的状态，个性特征也很明显。就上海府县旧志、乡镇旧志的编写情况来看，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对社会风尚的记载

社会风尚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俗的总体性特征，往往在风俗志的开头部分进行概述，例如，顾清在正德《松江府志》中，对当时的社会风尚进行了如下概括：“松故吴之裔壤，僻远之乡也，然负海枕江，水环山拱，自成一都会。民生其间，多秀而敏。其习尚亦各有所宗。盖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业显，而机、云之词学尤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凑，故其俗侈。有康僧会、船子、夹山之遗踪，故尚佛。有金山、柘湖之灵迹，故信鬼神、好淫祀。有三甲、五甲之风，故或号难理。其所由来远矣。……百余年来，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辞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顾清把明代中期松江社会风尚概括为“俗文”、“俗侈”、“尚佛”、“信神”、“重教”等特点，并分别论述其源流。其体例特征为后来修志者所尊崇。如崇祯《松江府志》还专门列出“风尚”一节，可见对社会风尚记述的重视。又如仅就“重教”这一特点而言，嘉庆《松江府志》几乎照搬：“今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辞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乾隆《金山县志》曰：“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故士奋于学，民兴于仁。”在乡镇志中，其记载更为具体。如咸丰《金泽小志》曰：“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贽见于师，行一揖三拜礼。及经书通后，作为文章，一遵先正法程，授受渊源如是。或别有生理，也不废幼学焉。”光绪《罗店镇志》说：“俗尚书礼，男子六七岁即入乡塾从师，谓之开蒙童。有力者延请名师于家教子弟，无力者附从之，谓之附学。”清嘉庆《珠里小志》还详细记载了女子入学就读的程序：“女子六七岁，亦就傅读《闺门女训》、《孝经》、《列女传》，写字习算法。……习女红，间有学为韵语者。”读书风气遍及城乡。

（二）注重对风俗变迁的记述

文化变迁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运动，民俗文化变迁、变异与民俗的稳定性一样，也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促使民俗文化变迁的原因，—是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如经济发展快慢、社会控制强弱等；二是由外部环境变化而造成，如政权更替、民族迁徙等。明清时期，上海风俗经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先是明代中后期的“由俭入奢”，然后是清初的“返朴”，再是乾嘉时期重又掀起的对“奢华”的追逐。晚清至民国时期，“求新求变”更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对此，上海方志作者在编撰方志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详细记载，为研究上海民俗发展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正如崇祯《松江府志》的总篡陈继儒所说：“松之风俗，见于志者，几变矣。观其变，而世可知。”

明代中期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最先发生变化的是苏州、杭州等繁华都市，然后逐渐向周边地区蔓延。明嘉靖时松江人何良俊指出：“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加之上海地区本来就有“俗侈”基因，因此，“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其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饮食习俗方面，万历《嘉定县志》说：“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诊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即使在距离嘉定县城西十五里的外冈镇，也是如此：“宾朋宴会，丧葬冠婚，富者竭力以侈观，贫者至弃产称贷，以饰世俗之耳目，相习成风，莫可移易。” 

崇祯《松江府志》对民俗变迁进行了全面的记述。并将其变迁归纳为“二十四变”：乡饮之变、婚娶之变、丧祭之变、赠赙之变、宾宴之变、冠髻之变、服饰之变、履袜之变、组绣之变、布缕之变、染色之变、几案之变、舆盖之变、舟楫之变、室庐之变、园林之变、迎送之变、缇帙之变、楮素之变、巫医之变、方外之变、优剧之变、声妓之变、童竖之变，并分别进行具体描述。不仅松江府城如此，明朝末年的奢靡风气已经遍及上海城乡。乡镇志作者对此也比较关注。殷聘尹在《外冈志》中说：“予犹记少年时多见人以紫花布为衣，今已绝无，即衣之，群相嗤以为鄙，市中浮薄子弟，家无担石，妻孥冻馁不顾，而华其躬，美其服。”妇女发饰“向惟襌纚骨笄，今则云鬟高髻。翠珥珠珰，以相炫耀”。对日常生活消费已经从温饱型消费向体面型消费、炫耀型消费转变，按照现代消费理论，体面型消费、炫耀型消费都属于“奢侈”型消费。

入清之后，松江、嘉定、上海、南汇、川沙等县饱受战火荼毒。“奏销案”又使大批士绅元气大伤，再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经济一度陷入萧条，奢侈之风暂时得到控制。故康熙《松江府志》曰：“四民皆有俭思”。经过数十年恢复，到乾嘉时期，上海经济又进入一个高峰，伴随而来的是奢侈之风再起。王昶说：“俗渐骄侈，婚嫁宴会率尚虚礼。”就连地处沿海、富庶远不如华亭的金山县，也是“习俗奢靡，今非昔比。……衣帽华丽，妇女亦为宫妆等名色。云片垂后，络以金珠，晃耀人目，识者以为服妖，无怪乎俗日贫而贵贱无等也”。市镇上也是如此，“迩来世当承平，日趋华伪，由今溯昔，六十年间已觉前后改观矣”。

鸦片战争后，上海社会风气日益浇薄。例如，上海县，“吾邑城市，游手好闲之徒骄侈弥甚”。光绪《重修华亭县志》道：“今俗奢靡无等，男子衣服无论士庶、舆台，但力所可为，即缎衣貂帽，亦所不忌。寻常宴会，无山珍海错，群以为羞。”由此可见，晚清时期上海的社会风气已经“奢靡”之极。这些现象在光绪、同治年间编纂的方志中，都有所记述。

（三）注重对女性民俗的记录

 “男耕女织”是基于男女性别特点所形成的一种家庭劳动模式，反映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男女劳动的角色定位。恩格斯指出：人类最初的“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这种天经地义的男女两性角色分工模式也普遍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所谓“男司耕读，女司纺织，自是生理”。但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包括今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劳动远远超过天然性别特点所赋予她们的角色定位，形成“夫妇并作”甚至“女劳男逸”的生产生活习俗。女性不但要承担着生儿育女、照顾公婆、洗衣做饭、纺纱织布等繁重的家务劳动外，还“大量投入户外劳动，和男子共同担负起那些在其他地区都由男子承担的田间劳动”。而且此时的家庭纺织已经“大大超过平常的居家纺织”。 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的家庭在交租完赋后，“衣食全赖于此”。妇女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形，引起了方志作者的极大重视。笔者通过对上海旧志的梳理，发现方志作者对妇女民俗的描写和记述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上海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上海地区赋税重，棉纺织业在家庭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妇女是家庭棉纺业的主体。尽管男子也参加一些辅助性工作，但毕竟不是主角。因此，棉纺织成为上海女性民俗叙事中的最大亮点。方志作者对城乡妇女“勤于纺织”的良风美俗也是极力加以赞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市镇妇女勤于纺织，日夜不停：“躬耕之家无论丰稔，必资纺织以供衣食，即我镇所称大户，亦不废焉，每夜静，机杼之声达于户外。”“俗务纺织，里妪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然。织者率日一疋，有通宵不寐者。东乡日用所需，都从此出”。

二是充分肯定上海妇女吃苦耐劳的品质。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女性普遍参与大田劳动。此类记载在上海正德以后编纂的方志中十分普遍。顾清在编纂松江府志时，首先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妇女饁餉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此后，在崇祯《松江府志》、清康熙《松江府志》和嘉庆《松江府志》里都沿续了这一记载。而且，县志以及私人编纂的乡镇志，对此几乎都有记述。雍正《分建南汇县志》记载：“农家戽水，率令妇女从事。赤日炎风，无所畏避。”道光《川沙抚民厅》记载：妇女“井臼余，纺织刺绣，或佐耕饁耘获车灌，与男子共事。”女性不仅参与稻作生产中的“耘穫车灌”，而且还要全力投入棉花种植、田间管理和采摘的劳动过程。光绪《松江府续志》记载：“妇女与男子共作苦，盛夏秉锄耘草于棉田，俗谓脱花。不特贫家为然，即温饱之家，亦躬亲操作，谓之领脱花。”奉贤、上海、南汇、川沙等沿海各县的妇女普遍参与棉花种植的劳动。道光《川沙抚民厅》曰：“夏日秉锄耘草棉田，曰‘脱花血汗’。”光绪《南汇县志》中记述道：“盛夏赤日中，耘草棉田，俗谓脱花，汗雨交流。热极，就塘掬水饮之，甚或和衣入水浸片时。不特贫家妇女为然，即温饱家亦必躬亲操作，俗谓领脱花。”对农家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仅贫家妇女参与棉田劳作，既是富裕家庭的妇女也照样下田劳动，反映了上海地区妇女参与棉田劳动的生产习俗。此外，妇女除了普遍参与水稻、棉花种植外，南汇县的妇女还参与晒盐、卖盐活动：“一、二团皆妇女摊晒，耐饥寒。健者能负盐行百里余，无业者赖以给衣食。”金山县的妇女编织渔网作为副业以助家用：“近城妇女每织麻为网。”有时还从事商贸活动：“三月二十八日游秦山，男妇如蚁，兼贩货。”而这一切都是在妇女完成角色内的“饁餉”任务，即家务劳动之后的工作。其辛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是充分肯定了上海妇女创造创新精神。上海妇女不仅勤劳而且心灵手巧，上海棉纺织业的发展归功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革新和改造。在明清两代方志中，不乏对黄道婆称颂。最早记述黄道婆事迹的是元末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述道：“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后来又有诗人王逢作《黄道婆祠并序》歌颂黄道婆的丰功伟绩。在此后的方志中往往对陶、王二氏的记述加以引用。如弘治《上海县志》在《祠祀志》中记载了黄道婆祠的兴废，清同治《上海县志》载录张之象的《听莺桥重立黄道婆祠记》、张所望的《移建黄道婆祠记》等等。松江出产的棉布闻名天下，花色品种繁多。据正德《松江府志》载：所织“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为天下第一。”松江府所产棉布“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而且，对丁娘子、顾绣等纺织能手、如都不遗余力地进行赞颂。 

三、上海地方旧志的民俗观

民俗观是人们对民俗的见解，而方志民俗观则反映了方志作者对于民俗的理解和看法。其民俗见解，除表现在对民俗的记述与取舍方面之外，还表现在方志的总论及风俗卷的序言或开篇的引言之中，往往带有理论性、倾向性与时代性。从上海府县旧志和乡镇旧志来看，上海地方志作者的民俗观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俗性质以及对民俗事象的区分

一般而言，方志只是从正面列举民俗事象，并不对民俗事象进行评价，而且对不良风俗也较少提及。但从作者对良俗与恶俗区分中，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出作者的观点。况且，从上海地方志的实际情况来看，上海方志作者在张扬良风美俗的同时，对恶俗陋习也有所记载。且时间越近，记载的内容也越深刻，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俭朴、淳厚为美俗；奢华、侈靡为陋俗。对俭朴、淳厚之风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而对奢华、侈靡之俗持否定、担忧的态度。崇祯《松江府志》称：“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又说：正德以来“俗日多靡，民日凋攰。”并引江淹的话说：“经邦纬治，去华为急。体国制变，循素为先。”将奢靡之风看作是社会衰败的原因。康熙《嘉定县志》称，清初，社会普遍崇尚简朴，“稍不简即诽笑随之。以故重廉耻，畏名义者甚多”。崇祯《外冈志》称：“宾朋宴会，丧葬冠婚，富者竭力以侈观，贫者至弃产称贷，以饰世俗耳，相习成风，莫可移易。”对奢侈之风表现出深深的焦虑。至于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呢？他们认为，“青年子弟，日习华靡，非腥羶不下咽，非绸绫不著体。欲挽頺风，在乡先生以身先之”。他们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读书人首先要做出表率。

其次，勤劳、吃苦耐劳为良俗；懒惰、游手好闲为恶俗。上海方志作者对勤劳俭朴的民风大加赞扬，反之，则持批评的态度。崇祯《外冈志》称：“吾乡尤称醇愿，男力于耕，女勤于织。”清《杨行志》称：“杨行风俗俭朴，居民稠密，士勤读，农勤耕，女勤纺，而工勤业。……文人过往，罔不仰朝阳鸣凤而停骖；贡赋经由，靡不望紫气东来而驻足。”清《法华镇志》称：“法华人物朴茂，不事雕饰。士尚气节，农勤耕织。商贾务本安分，向称仁里。”清《蒸里志略》曰：“蒸里地属水乡，俗尚俭啬。……居廛市者，服勤工贾。居水村者，间或捕鱼为业。” 对“城市无赖，率尚赌博，夜聚晓散，在在成伙，酿成奸盗”的不务正业之徒提出严正警告。

再次，尚礼重义、知廉耻为厚俗，疏礼忘义、寡廉耻为薄俗。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所普遍遵守，也是方志作者用来区分良俗与薄俗、恶俗的标准。清《续外冈志》称：“居斯土者，莫不爱廉节，明礼仪，以竞奔为耻，以浮薄为戒，一乡观感而化，为农为贾，言孝言慈，下至贩夫竖子，皆知自食其力。”重视信义是累世传家的保障。嘉庆《淞南志》作者说：“敦本务实，不事汰侈，崇尚诗礼，教训子孙，子弟醇谨朴厚，保世宜家，故能久而不衰。”至于一些寡廉鲜耻、为非作歹、迷信风水巫术的恶俗、陋俗受到作者的严厉批评。殷聘尹在编纂《外冈志》时增《俗蠹》一项，揭露恶俗陋习。如打行、撇青、访行、讼师、盗窃、春状、扛台、丐户等等。这些俗蠹，三五成群，百十为伍，欺行霸市，危害乡里。在《续外冈志》中，还将信风水、讲迷信、破坏生态环境等等都看成是薄俗陋习。如丧葬讲风水、吸食鸦片、赌博等都受到严厉批判。正如民国《钱门塘乡志》作者认为：“风俗为政教攸关，美恶并书，用资惩劝，例固然也。”

（二）关于风俗形成的评价

对于风俗变迁的记载，上文已有论述，那么，上海方志作者是怎样看待风俗的形成和变迁的呢？

首先，与地理环境有关。顾清等人指出：松江“原泽沃衍，有鱼稻海盐之富，商贾辐辏，故其俗侈。有康僧会、船子、夹山之遗踪，故尚佛。有金山、柘湖之灵迹，故信鬼神，好淫祀，有三甲五甲之风，故或号难理。” 陈继儒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松江，古属吴地，“负海枕江，土膏沃饶”，故“风俗淳秀”。他还分析了松江府附近城镇与上海县城的发展差异，认为“诸州外县，多质朴，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

其次，与人文环境有关。顾清等还指出：“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行谊闻，逊、抗以功业显，机、云以词学著，国人化之。梁有顾希冯，唐有陆敬舆，至宋而科名盛矣，故其俗文。”陆氏开创了松江文化的新纪元。至宋代，已是科名鼎盛。百余年来“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经学词章，下至书翰，咸有师法，各称名家”。 康熙《松江府志》曰：“山泽所感各成乎性，礼教所化各沿乎习，故风俗殊焉。……我松僻在海隅，而文物财富甲于东南，实其人奋拔使然。”

再次，风俗的形成还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关。如康熙《嘉定县志》说：“观豳岐之在西周，则曾孙皆知稼穑，在嬴秦则妇女亦习戎车”，难道仅仅是“地气顿殊”吗？其实“亦上之有以风之也”。认为风俗的变迁并不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是统治者提倡的结果。清《南翔镇志》也说：“风俗行于上而成于下。”孙星衍等也指出：“夫衣食足则礼乐兴，文华胜则淳朴散。今日之俗，识者未尝不喜其盛，而忧其弊也。知其弊而防之，以保其盛，实有望于在位之君子。”同样把移风易俗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所以“风移俗易非下所自为也，其责尤在上哉”。对此，清《罗店镇志》的作者阐述得更为详细：“秦风强悍，矛戟同仇，齐俗轻儇，狼肩竞逐。积习相沿，虽贤者亦或不免，况其下者乎。然而转移之权操之自上，譬彼狂澜障焉而可回既倒，比诸劲草风焉而尽偃以从。官斯土者，苟能整躬率物，化导有方，革今之薄俗，复古之休风，安见罗店一乡不可成仁里哉!”

此外，还认为风俗的形成与政教有关。清《马陆志》提出：“风俗，政教所由见也。”也就是说，风俗是政教的反映。有的认为，风与俗不同，在上为风，在下为俗：“风行于上，而俗成于下，转移自有在也。”“昔明道先生论政，以风俗为根本。盖上以之为风，下即以之为俗”。但风俗是可以通过教化而变革的。故“礼教可化，俗习相沿，固各地有不同，而采风者所宜知也”。

也有的作者把风俗的形成看得比较神秘。比如明《外冈志》曰：“大块噫气为风，风者鼓动焉，而人弗知者也，人吹息于其中，而因以成风俗。传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风俗移人，贤者不免，而况凡民乎。积习难变，民生日蹙，更张而调剂，是在风化者。”也有的作者把风俗的形成看作与人心有关，比如：清《金泽小志》认为：“风俗系乎人心，人心淑慝，风俗之贞淫见焉。”

（三）关于风俗变迁的原因

方志作者论风俗变化的原因很多，笔者仅就风俗由优变劣，由好变坏的原因概括如下。比较多的看法是，政权更替和战争破坏是导致风俗变坏的最直接原因。历史上，上海地区曾经遭遇过数次战争的破坏。一是易代之变，二是外族入侵，三是农民起义。每一次战乱都对上海地区的民风民俗造成极大的破坏。其中，尤以易代和外族入侵对民风的破坏最为严重。对此，上海地方志作者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真实记录，并且普遍认为，战乱是造成民风由盛转衰、由俭入奢、由淳厚向浇薄转变的根本原因。

首先，易代之变导致人民饱受战乱、民风衰败。唐宋以后，上海经历了元明易代之变、明清易代之变。那么，这两次易代之变，对民风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元明之际的变化，上海方志中虽然记录不多，但还是有迹可循。光绪《青浦县志》写道：“元至正间苗兵滋扰，嘉靖间岛夷内讧，兵燹频仍。”加之“市舶迁徙，民业渐衰”，而“习俗一变，市井轻佻。”每当政权更替之时，几乎都伴随着激烈战争，造成市镇破坏，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继而影响民风民俗。而明清易代对民风的影响更为惨烈，尤其是经历过“嘉定三屠”和遍及整个上海地区的抗清斗争，以及随后的“奏销案”，对民风、民情和民俗心理造成极大影响。清康熙《嘉定县志》说：“士风最淳朴，百年之中凡三变焉，而不失其故。”但“兵燹之后，文事渐迟，加以岁歉赋繁，未免以治生为急，而士习稍衰矣。”虽然委婉含蓄，但字里行间还是透露出清代入关以后对民风的严重影响。

其次，外敌入侵导致民生凋敝、恶俗孳生。嘉靖年间的倭寇入侵是明代历史上江南地区遭遇的最大一次外族入侵。它对上海地区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在明代，上海地区曾屡次遭到倭寇劫戳，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554—1556年）的三年多是倭寇入侵上海破坏最为严重的一次。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在《上海史》一书中描述道：“县邑连遭兵洗，备受蹂躏，里闾半化为墟。县境西北的青龙、蟠龙诸镇，县南的乌泥泾镇，昔称繁华，经过倭寇的焚荡，屋舍颓败，鞠为茂草。县境东南的下砂、新场，往日歌楼酒肆，尽成瓦砾。南汇、青村两千户所城，都被倭寇攻破，城圮屋倒，人烟灭绝。松江郡城也两被围攻，纵火城外，庐舍焚毁殆尽。一时沿海数百里，满目创痍。”战后，民生凋敝，恶习陋俗潜生暗长。例如上海县曾经是“僻处海隅，风气颛朴”，“家慕章缝，境满弦诵”，“名士辈出，博古慕礼，诚东南一名区也”。然而，“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閻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桀黠者舞智告讦”，“右族以侈靡争雄长”。风俗急剧变坏。入清以后，经过整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就上海县而言，社会风气整体呈现出“士文而近浮，农愿而近野，民贫而商富，中不足而外有余”的状况。但是，从1842至1861年的20年间，“三经兵燹，居民转徙，十室九空”。通商以来，“光怪陆离，奇技淫巧，非不骇心悦目”。光绪《青浦县志》也说：“国朝吏治日隆，如打降、聚赌、抢火、及脚夫、土工、乐人、丐头之类皆有例禁。”而咸丰兵燹之后，“居民转徙，十室九空，生聚教训，风移俗易”。光绪年间，“城乡游手好闲之徒，骄侈弥盛”。同时期的《松江府志》记载更为详细，比如，在服饰习俗上，“咸丰以后，渐趋于侈，逮及军兴一变，而为窄袖短衣，同治初渐复宽长，于今一挂之大几齐膝，一袍之长几没踝，而尤尚半臂绮襦，纨绔竞以间色狐狸貂豽，务为豪侈，至其殷盛岂曩日比乎？”特别令人痛恨的是鸦片的泛滥，“吾郡自道光以前，吸食者无多；季年以后，其毒乃不可遏。通衢列肆，嗜者日众，城市而外，寖及乡镇。一日之费，倍蓰米粮，往往因之败业，以促其年。而且男女杂厕，良莠无别，诲盗诲淫，莫此为甚”。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表现了方志作者对战争之于民俗变迁的基本观点。

总之，上海的方志修纂者，非常重视社会风俗的采录和撰述。除“风俗”卷外，在“土产”、“桥梁”、寺观”、“祠庙”、“仙释”、“镇市”、“杂志”、“拾遗”等门类下，也有大量关于风俗的记述，是研究上海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总之，无论是研究上海民俗史，还是研究上海民俗学史，上海旧志风俗志都是最为重要的文献。但是，目前还鲜有学者对地方旧志风俗志做出专门研究，上海旧志风俗志的研究更属空白。笔者不揣浅陋，对上海旧方志进行爬梳剔抉，偶有心得，撰述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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