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梁精神鼓舞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进

吕梁市史志研究室   康瑞芳

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丰厚的革命底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并且给吕梁人民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吕梁精神。吕梁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党忠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吕梁时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吕梁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鼓舞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进，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对党忠诚，终生不悔。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吕梁儿女一旦认识了党的初心和使命，就应做到对党忠诚、终生不悔。建党初期，传播共产主义学说，发展党员队伍，在各地建立党组织是重要任务。1925年在吕梁创建的汾阳特别支部，是全国成立较早的中共地方党组织之一。大革命失败前，吕梁境内中共组织发展到1个地委，10个支部，党员近80名。红军东征和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儿女积极宣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革命战争年代，吕梁涌现出许多对党忠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张叔平、贺昌、刘胡兰等人就是这些英雄人物的杰出代表。出生于方山县的共产党员张叔平，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用铁钉将他双手钉在墙上和脚心深深钉入土中，对他施以压杠子、坐电椅、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各种酷刑，打得他遍体鳞伤，双腿压断，但他没有屈服，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敌人当面枪杀他的革命战友，以死威胁他背叛组织。张叔平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年仅31岁。出生于柳林县的贺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贺昌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因受处分而意志消沉。他在中共苏区兴国县协助工作时，勤奋努力，使兴国县很快成为模范县。不久又成为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在红军长征时，贺昌奉命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他率领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牺牲于江西会昌附近山上，年仅29岁。出生于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刘胡兰，在解放战争中，领导妇女做军鞋、纺织、支前、慰问人民军队，进行反贪污清算斗争。刘胡兰立场坚定，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与本村不可靠的青年退了婚。在反动派包围了云周西村要架起机枪杀害群众时，刘胡兰厉声喊道：“要杀要砍我顶着，不准残害乡亲。”当敌人问她：“你怕不怕死，不自白就杀头”时，刘胡兰以“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作了果断的回答，然后从容地躺在铡刀上慷慨就义，时年1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梁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吕梁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充当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开路先锋。1979年，离石率先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成为山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排头兵。包产到户的实践探索吸引了当时全国许多兄弟省市区来吕梁学习取经。1992年，吕梁拍卖“四荒”的探索开了全国山区“四荒”小流域治理的先河。1994年，吕梁土地流转制度的探索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一条大政策写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今天，我们要推动吕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要认真分析研究吕梁新情况，注重运用新经验，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努力在各自工作中取得新成绩。

第二、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吕梁人民始终表现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保证根据地的粮食需求，为民族独立与解放，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红军东征过程中，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是东征红军聚集和壮大抗日力量的重要任务。吕梁儿女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东征红军在吕梁和山西扩军8000余人，筹款50余万元，发展地方党组织25个，创建了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政权及40余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在山西和吕梁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从1938年到1942年，吕梁军民在历时4年的河防保卫战中，击退日军数十次进攻，歼灭日军2000余人，缴获大批军事物资，粉碎了日军妄图突破黄河天险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安全。1940年到1945年，晋绥边区人民共交纳公粮1686.35万公斤，其中吕梁交纳675万公斤；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支援中央的经费要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占到70%，其中1943年上解中央的经费占到了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1942年，晋绥军区在吕梁区域建立了北线、中线、南线3条秘密交通线，被中央领导誉为“钢铁走廊”。据统计，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底，交通大队分别以公开掩护、秘密护送、武装护送等方式，共护送从别的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再折返的干部达2852人，其中，中共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27人，党、政、军主要干部800余人（含各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包括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罗荣桓、陈毅、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陈赓、蔡畅、徐特立等领导同志；为陆续过境的5万余部队提供了侦察、警戒、向导等便利条件；接送了大批抗日团体人员、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及联大、抗大等师生；传送了许多重要文件、书刊；运送枪炮弹药、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计1000余吨。解放战争时期，从1946年到1948年，晋绥边区先后供给中央和西北财政等计76172.93亿元边币,折算为人民币计7.6亿余元,，占到了边区财政总支出的73.65%；支援陕甘宁边区粮食2880万公斤。吕梁作为晋绥边区的腹心地区，承担了供给中央和西北财经、物资支出的主要任务。其中粮食一项，仅1947年9月至11月，给西北野战军运送281万公斤。1947年10月24日，给西北野战军筹备运送棉衣6.5万套、棉鞋16万双、棉被2500床。资金方面，仅1948年3月3日，给西北野战军南下筹备农币290亿元(折算为人民币计近300万元），银元10万元、黄金1600两、法币30亿元。1947年到1948年为中央代供撤至晋绥的近2万名中央后委等中直机关干部及相关人员的各种经费2250.95亿元(折算为人民币计2250.95万元)。为支援西北战场，动员战勤民工120万人（次），付出工日373万个，畜工262万个。仅榆林战役中，临县3个乡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有32万人次投入到运粮的队伍中。为支援全国解放区，1945年8月，从吕梁抽调数百名县区干部支援东北。1949年，又抽调1087名区级以上干部赴陕西、青海、四川、湖南、湖北、福建等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战争年代，吕梁民众牺牲和参军人数很多。抗日战争时期伤亡103900余人，其中牺牲和惨遭杀害23407余人。红军东征时参军人数3000余名；抗日战争时期，参军人数5.4万余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人数1.5万余名；抗美援朝时期，参军人数3800余名。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吕梁涌现出了不少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当代吕梁英雄”。交城县志办主任燕居谦将生命奉献于修志事业，身患癌症，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汾阳市阳城乡党委副书记郝玉珠，在暴雨中组织群众紧急转移时，洪水却夺去他妻子和女儿的生命，而郝玉珠负责的防汛地段却安然无恙，7600名群众无一伤亡。吕梁地区纪检委监委委员任惠岐，作为地委下乡工作组组长，在交城县惠家庄乡冯家沟口村开展扶贫工作，积劳成疾，病逝于冯家沟口村。今天，要推动吕梁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我们就要大力弘扬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吕梁人民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晋绥边区根据地军民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晋绥所属机关部队发起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运动，依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沿黄4县的吕梁人民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设备简陋、施工艰巨的诸多困难，完成了连接兴县、临县、柳林县、石楼县4县全长350公里的沿黄公路吕梁段顺利通车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王富松、王瑞斌、梁宝就是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当代吕梁英雄”的代表性人物。王富松1961年毕业于山西省林业学校，1964年调入兴县林业局，1965年参加兴县大度山造林队，在偏远艰苦的大度山造林绿化25年，为国家创造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财富。王瑞斌是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在吕梁山腹地方山县，先后主持国家“七五”和“八五”攻关课题，均取得重大成果。2000年5月27日，在方山县科研工作中，因公殉职。梁宝是石楼县灵泉镇薛家垣村党支部书记，任村干部28年来，带领全村群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致富产业，创造了贫困山区建设农业循环园区新模式。2010年11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但他乐观面对，坚持工作，直到病逝。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精神，鼓励吕梁儿女不畏艰辛，迎难而上，做好自己从事的工作，使吕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建设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