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沙为绳的人

——从历史的缝隙深处阅读毛泽东

马明高

一

那一天，清空万里，蓝天白云，珠海已经绿树浓荫，繁花似锦。2010年的初春，我来到了面对着珠江的黄埔军校旧址。军校大门坐南向北，牌坊门额上的横匾，是白底黑字，“陆军军官学校”，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手笔。这里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民国13年（1924）6月16日，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创办了这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在这里，我参观完“中山故居”后，来到了“孙总理纪念碑”前，上面刻有孙中山弥留之际呼唤的七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铜像身穿西服，左手叉腰，右手前伸,面向大众,神釆奕奕。在中国，一般的纪念碑多是坐北朝南，而这座纪念碑却坐南朝北,隐含着孙中山北定中原、统一中国的遗愿。

就在那个时候，面对台下的许多有救国之志的青年们，孙中山讲了一句名言：当务之急，乃是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他们都非常认同孙中山的这句名言，但是，对于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立场和看法，却是针锋相对，截然不同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千百年来，一盘散沙,其根源在于基层的人民没有组织，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蒋介石却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人无赖、缺乏管教，素质太差,基层的百姓，不是“匪”，就是“暴民”，社会缺乏的是“秩序”。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需要组织起来，如此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蒋介石则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权，一个手握皮鞭的家长，“共产主义学说”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一种“暴民理论”。

他们两人都喜欢读王阳明的书。毛泽东从中看到的是“我心即是民心”的光明心学。蒋介石从中学到的是行大于知的“胡行”。他们两人都曾佩服曾国潘。但是，毛泽东从中获得的是曾国潘组织基层、组织部队方法的启示，而蒋介石获取的却是曾国潘的“真谛”，即通过镇压“暴民”，以暴力恢复由儒教支配和王朝旧秩序。

所以，毛泽东在认定“共产主义学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总是泡在社会的最底层，不是组织工人运动，就是组织农民斗争，他不喜欢说空话，而是喜欢办实事。

1922年，毛泽东是对共产党放弃支持工人运动而困惑不解。他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是继续独自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奇迹般的获得了胜利。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团结和依靠农民的问题。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会前已经再三讨论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视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是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当时，欣赏毛泽东主张的，的确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左派”，即以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派。他们认为，通过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以组织发动农民入伍，建立党军，这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当然，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农民是国民党建军的兵源，一旦建军成功，便要否定农民运动。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赴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华。他在会上巧妙地掌握了会议的选举环节，成功说服国民党右派接受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被孙中山指定为章程委员会审查委员，并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而当时蒋介石还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了国民党一大，当毛泽东在大会上慷慨成词的时候，蒋介石只能在台下默默地听着。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3月3日,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部署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毛泽东再一次参与了国民党的“建军”工作。

所以,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在其《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一书中说：“实际上，在国民党内，毛泽东原是蒋介石的‘老领导’、‘老上级’。”“毛泽东最初参与‘整党’，所要整顿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一开始参与‘建军’，则是建设黄埔军校，而不是建立工农红军。”

二

一座普通的南方农宅，坐南偏东，土木结构，黄泥砖墙，青瓦房顶。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就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的这个屋子里，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他的生辰八字是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上午7至9时）。那一天也是西方的圣诞节。因为是出生在甲辰时，所以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2002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来到了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本已经发黄发黑的破旧账本。这本账本详细记录了20世纪初毛家的收支情况。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到邻县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当时，父亲不同意，逼迫他要交出去读书期间而“误工”的工钱。母亲支持他，是母亲家的亲戚们帮助他筹借了这笔“工钱”。临行时，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他父亲精心保管的这本账本里。这首诗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只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半年，便又挑着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他花了一块钱考上了湖南省城长沙的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也是读了半年，便退了学，每天到湘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学习。他开始思考“宇宙”和“人的天性”的问题。半年后，他又报考了不收学费且膳宿费低廉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之后，其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开始结识杨昌济恩师，听杨老师讲的《伦理学原理》修身课。他从那时候就认识到，改革社会的动力，就是启发人民的觉悟，就是唤醒人民的“初心”。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聘请,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即8月15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20余人，浩浩荡荡追随导师来到了北京，想继续上大学深造。但是，按照当时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师范毕业生只能立即工作，不能继续升学。但杨老师给他们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虽然不能进入北大或中国其他大学学习，但是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毛泽东虽然帮助大家起草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书，但因为放心不下家里母亲的病，更主要的是他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紧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糸统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调查研究。而这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先找一个能够挣钱的工作生活。是杨昌济找到校长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了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918年10月，李大钊安排他在这里当上了助理员，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月薪是8块银元。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

1919年3月，接到舅舅的来信，说母亲病重，毛泽东12日离开北京赶回湖南，还想的中途绕道上海为第一批赴法留学的同学送行，谁知到了南京时，已经一文没有，并且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人偷走了。好在在火车站意外遇到了新民学会成员易礼容，借钱给了他，他才买下了鞋和去上海的火车票。4月初，终于赶到母亲床前亲侍汤药。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该刊物的主编。他在创刊宣言里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1919年10月5日，一直念经学佛的母亲文素勤病逝。毛泽东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日夜守灵，挥泪写下《祭母文》。出殡那天，他写下了这样的泣母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恩师杨昌济也已重病不起，毛泽东赶到北京再次见到恩师。身卧病榻的杨昌济临终前向后来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写了一封推荐信，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1月25日，阴雨连绵，杨昌济的丧仪在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举行。那一年，毛泽东27岁。在法源寺送别了恩师,他发下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继续前行，走上了为众生求解放的道路。

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

1921年6月，就在毛泽东从长沙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船上，碰到了已经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新民学会成员萧子升，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的制度，就必须改造中国的政权，欲求众生平等，必求劳动者解放，而这必须通过斗争，为了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我辈须勇于牺牲。而萧子升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拧沙为绳”而牺牲一切了。

三

福建上杭县古田村里有一座“万源祠”，始建于1848年，为古田第一大姓氏廖氏所建，故又称“廖氏宗祠”。辛亥革命后，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

小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青砖白墙，黑瓦红柱，飞檐翘角，古朴端庄。祠的大门也是青砖砌的，门框则是青色条石，门匾上门“北郭风清”，北郭就是古田的先祖廖扶。门楣下阴刻对联一副：“万福攸同祥绵世彩，原有有本派衍义溪”。对联外侧又有对联一副：“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

1929年12月2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这里召开子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其中，又是一场何等悲壮的内部自我斗争与革命啊！

在井冈山上发动秋收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进攻后的毛泽东,1929年2月10日在下山的途中，又和追剿红军的湘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持枪奋战。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12日下午，才全歼敌军，离开了井冈山。离开了这里去哪里呢？毛泽东决定进闽西落脚。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这个“枪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枪杆子”？在创立红军时,毛泽东运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而历经几年的斗争后，他正在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塑造这支军队。红军应该善于总结战争的规律。红军应该通过具体的战役，以总结战争的规律性，能够把战役，战术这种“看得见”的东西，通过思考上升为战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红军应该掌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红军应该善于运用上述三种规律，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而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即从“思想上建军”，也就是在组织上，必须体现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闽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就是关于前敌委员会的问题。他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认为这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只有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1928年6月4日，上海党中央来信指示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等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只负责军队的工作。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使得前委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成了摆设。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他罢工不干了。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逐条批驳子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认为他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并老想把自已的意志凌驾于红四军之上。大会选举出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3人组成的前委，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会议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病到了，发了疟疾。病中的他来到永定的金丰大山里读书学习，并无丝毫的消极落魄。

1929年9月，红军攻克上杭，在朱德的主持下，在大忠庙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疟疾严重，全身浮肿，只好向大会请假，不能参会。而大会代表却认为他是在闹情绪，假条不批，在重病中的他，只好被担架抬到了会场。当时的红四军正值大胜之后，但对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向何处去且如何发展，莫衷一是，会场里的“骄兵悍将”们吵成一团，前委也拿不出一个方案，连朱德也控制不了局面。

在会场外的一棵大树下，朱德与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终于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的主张。

毛泽东的疟疾一直不好，还是上杭当地在前委里的傳柏翠,安排他到上杭临江楼居住,并找来了一位西医给他看病。十多天后，才被慢慢调治过来。

可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却认为毛泽东已经病死了。1930年年初，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长达千字的讣告。其中说：“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韩毓海教授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说：“这个讣告是有价值的，它肯定了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毛泽东后来历经挫折,但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倒，就与共产国际这次对他的‘盖棺论定’有着一定的关系。”“这表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仅一直在注意和观察毛泽东，而且在斯大林眼里，毛泽东的地位，开始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1929年9月，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听取了陈毅专程到上海的工作报告后，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写信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1929年11日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就任党代表。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在12月进行学习和整训，并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就是在古田，毛泽东办成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从来没有办成过的事，建立一支由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

四

那里的天，蓝得十分纯粹。那里的花草树木，也长得十分茂盛而浓郁。2006年的初秋，我来到了江西瑞金，参观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纪念馆，到沙州坝村子里拜谒了那口水井，喝了几口那水井里打上来的水，清清的，凉凉的。水井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是啊，那里的老百姓怎么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给他们创造的一个“新世界”呢？

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红军在这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给受人欺负和剥削的老百姓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使这里成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和“摇篮”。

从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在中国和苏区那样一种被国民党封锁的条件下，毛泽东的思想是极为超前的。他认为；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资本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他成立苏区银行，让自己的大弟毛泽民任银行行长。他一再强调：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他除了主抓苏区的金融和商业工作之外，就是极其重视社会工作，也就是今天讲的“民生”工作，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伍里牺牲了，团长忙问老人，“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老人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说：“替我捎信给毛主席，多多保重，毛主席一走，我们穷人就没指望了。”

是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旧社会的那“一盘散沙”里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生生的人，只有你把他们当作人来看，赋予他们人的生命与尊严，他们才能成为“拧沙为绳”中坚强的一份子，一股线，汇聚成建设“新中国”的巨大力量。

所以，毛泽东的心，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与天下的穷苦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心连心，心贴心。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过草地时,茫茫草原，一望无边，看不见一棵树，更不见一间屋，几天过去了,由于没有粮食吃，毛泽东不得不下令，让副官处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给伤病员吃。副官处也给他送来一块马肉，他看了看，说：“我不是伤病员,怎么给我分马肉？快把这块马肉送给戴天福去！”戴天福是在攻打漳州的入伍的，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中最小的一个。爬大雪山时身患疟疾，就是吴吉清和毛泽东把他背扶着过来的，现在病情依然很重。吴吉清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去休养连给戴天福送马肉。一会儿，他却拿着两块马肉回来了。毛泽东急问：“你怎么会拿了两块马肉回来？”吴吉清垂泪说：“戴天福也领到了一块马肉，他舍不得吃，说要把这块马肉送给主席。”毛泽东连声问：“小戴呢？他人呢？”吴吉清说：“戴天福牺牲啦，他临终前说，让我们好好照顾主席，跟着主席为穷苦人打天下。”毛泽东拿着那块马肉，看了又看，怔怔地立在那里，泪水夺眶而出。许久许久，毛泽东面向南方，脱了帽子，战士们也和他一起脱帽肃立。遥望着南方，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天福同志啊，你看着我们继续革命吧！”

1935年，经过千难万苦到达陕北的红军，和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红二十六军胜利会师。两到三年的时间，在陕甘宁又打开了一片“穷苦人”天下。正如陕西民歌中唱的，“千里雷声万里闪”，“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五

延安，过去叫肤施，因为这里以前有一个“肤肉恩施”的传说故事。是说尸毗王在此看到老鹰追逐小鸟，就割肉饲鹰，救出鸽子。这个割肉贸鸽的故事，至今在清凉山上都可寻胜迹。

这块贫瘠而富有情义的土地，收留了走投无路的红军，是陕北人民养育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深居于这块土地,却时刻综观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运筹帷幄，抓住西安事变的历史契机，推动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撰写《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雄文，积极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把陕甘宁、晋察冀的抗日运动战，由“闪电战”“突击战”发展为游击战，彻底抛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的主要战争方式，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革命，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同时，面对国民党对延安的经济封锁和围追堵击，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组织全体人民进行生产大劳动，继续进行苏维埃政府的一系列实践，开展深刻而全面的“整风运动”，追求公道、公平、公正，开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唯一的一片净土。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造访延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对比国民党统治区，他感慨地说，延安有“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困难财。“他进而发自肺腑地说：“我一向以为，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出生了，而且己经40多岁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当时，老百姓也会把他们当人看的人，去当做“神”去敬，去爱，去保护。

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讶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毛泽东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这位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的毛主席！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当时，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泽东本人。

正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排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中所唱：“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正如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咳儿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陕北的受苦人,全中国的受苦人，仿佛从“一盘散沙”的历史深处，一个一个地爬了起来，站立起来，一起欢呼：“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太阳！光芒万丈，光芒万丈。／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出了太阳！／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歌剧《白毛女》唱词）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一切有良知的、追求人类进步与解放的人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面对共产党的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大面积的土地改革和步步胜利，蒋介石也不得不深思了，开始做学问、著雄文了。1943年，他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蒋介石认为：中国文明的基础是道德，即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中国衰落的根源是道德的崩溃。从历史上看，这种崩溃有两次，一次是明朝灭亡之后，一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裹挟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中国洗脑。凡此两变，非但导致中国亡国，更导致中国亡天下。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可重蹈明亡之覆辙，故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明亡之根源。而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一败于外寇，二败于流寇”，即一败于清朝，再败于李自成。而当今中国同样如此，“外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流寇”当然是共产党。

蒋介石的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和“共识”,代表了中国好多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

韩毓海教授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写道：“1940年，钱穆在《国学大纲》中这样说：‘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傅斯年也认为，明朝要避免灭亡，那就必须采取‘先和满，再剿寇’的政策。”他说：“这就是中国当时‘大儒’们的意见，说白了，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当时语境下，这无疑就是说：国民说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他又说：“而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大儒’们公开唱反调的,尤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认为：明朝既非亡于“外寇”，也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和贫富分化。他说：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亡。

正是郭沬若，点准了国民党的痛处和要命的穴位。

一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师哲一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毛泽东一行离开天赐湾不久,胡宗南的军队抓住了一个老汉和他的小孙女，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一言不发，他们就把老人绑在树上，用马鞭猛抽,小女孩吓得大哭，但关于毛泽东的去向，老人和孩子最终也没有吐露一个字。

这就是郭沬若说的“望寇剿兵”、“人心所向”。

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6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军政。1943年5月，徐复观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他回到重庆后，写了长篇专题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做了汇报。

他认为，蒋介石所说的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没有错，而是这些文化道德的承载者乡绅和读书人败坏了，他们不但与中国社会完全脱节，而且有的己经沦为中国社会的破坏力量。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大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因为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

梁漱溟也多次到延安考察，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与毛泽东前后进行了八次谈话。直到20世纪比年代，他才理解了毛泽东的思想,他坦承：原来中国是松散的原子化社会，人各行其是而彼此不相交，毛泽东的理论如原子加速器，使松散的原子化社会因彼此碰撞而凝聚为一体，从而焕出惊人的能量。他说的意思，可能就是，毛泽东正在把“一盘散沙”，努力“柠沙为绳”。

可是，要把“一盘散沙”去“拧沙为绳”，那是多么得艰难啊！

因此，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动了“整风运动”。目的之一，就是要从基层组织中国，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目的之二，就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社会上下脱节的问题。

因为，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他认为，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他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就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要想重建中华文明，必须重建中国政治，而且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必须批判主观主义。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第二，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压服党内同志,轻视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应该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上，不能有党派的利益；第三，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人人都是圣贤，圣贤就是人民群众。在他的眼中，比起人民群众，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圣贤”都是渺小的。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普通的战士因炭窑崩塌而牺牲，他的名字叫张思德。尽管李克农特别指示就地安葬张思德，不要惊动工作繁忙的毛泽东。但毛泽东当天知道这个消息后，沉痛地说：“天在下雨啊！怎么能把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山上？必须把张思德同志运回来安葬，今晚我不睡，就是要等着他回来。”当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后,毛泽东亲自给他穿上了自己的一双新鞋，然后说：“开个追悼会吧，我去讲话！”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说：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圣贤。因此，毛泽东在他的“老三篇”中认为，张思德是圣贤，白求恩是圣贤，移山的老愚公是圣贤。

1947年3月25日，已经撤离了延安，到了子长县王家坪，毛泽东听任弼时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说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侧刀下,这个15岁的农家女，以一句话捍卫了入党誓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毛泽东听了十分动容，他站起来，拿起笔，为此题词道：“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就是圣贤，就是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4月1日，针对“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这就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土改是政治，因此必须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果分不清这个问题,那就会前方打仗，后方起火。他指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侵犯了工商业；第三，不经审判，不经法律手续，就乱抓人，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杀。他严肃地指出：这三种“左”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

韩毓海教授在《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写道：“毛泽东在这生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而当时他的儿子毛岸英，就在康生领导的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工作队。康生是把少年时代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路从法国护送到苏联的人。但是，在郝家坡土改中，第一个造了康生“左”倾路线的反的，就是毛岸英。毛岸英认为，康生把中农、富农当作敌人的做法，违背了党的土改政策，也违背了党的路线政策。”

毛泽东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

194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向全国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第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二个就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了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的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

1948年初，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在西柏坡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写下了极不普通的六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4月12日，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迁至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内，实行联合办公。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此正式宣告成立，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正式公开发行。

人民币的发行，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当然十分艰难。因为，共产党手里没有黄金，更没有外汇，所以，共产党的货币不以黄金和外汇为准备金，而是以根据地的资源——粮食、棉花、煤炭作为后盾发行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里，一切都是人民的。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的理解。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夜宿河北省唐县淑闾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十年前的11月39日，来自加拿大的志愿者白求恩大夫在这里以身殉职，9天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今天，白求恩逝世的地方，就这样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由农村根据地进入北京的最后一站。他突然意识到了天命轮回的启示与历史发展的警醒：共产党能否执政，取决于能否感动上帝，而这上帝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永远至高无上的。

六

面对“一盘散沙”，谁能够把它“拧沙为绳”呢？这可能吗？这不是“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吗？

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真的把这个“天方夜谭”里的“神话故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变成了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世界现实。

2021年3月，我获得了一本十分重要的书，这就是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的，已经印刷了4次的，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著的《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我读了好几次，也还是经常不由地想翻翻，去想一些问题。于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写下了或者说整理出了关于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因为，此文中的绝大多数史实，也均出自这本内涵十分丰厚的书。

是这本书，告诉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把“一盘散沙”做到“拧沙成绳”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在《讲堂录》中这样概括中国数千年治理国家失败的原因：“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是的，国家视人民和百姓永远是草民、草芥，或者一粒沙子。自然，人民和百姓也是永远视国家如无物，似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盘散沙”的根源。

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用自己的“知行合一”，告诉全天下的黎民百姓：你们不是草民、草芥，更不是一粒沙子，而是人，而且也是与统治者、精英们、读书人一样的人，一样具有人格尊严与力量的人。

人民，永远至高无上。人民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初心”与立身之本。

                 2021年5月13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

作者简介：

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孝义市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等报刊，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等十余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