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的几点军事思想
白占全
白占全，男，山西柳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发表散文报告文学近百篇，多篇部作品获国家省市奖。出版《肥田粉》《下柳林》《水磨坊》《小北京》《贺昌传》《东征中的刘志丹》《红事白事》《碛口民居》《中华煤炭文化》《中国枣文化》《晋商黄河渡口文化》等著作20部，计68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下柳林》荣获2013——2015年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被山西电影制片厂、北京景辰未来影视公司、苏州湖光山影影视公司改编成电影。长篇小说《肥田粉》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贺昌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党务工作者，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奔走南北，经历丰富，独立工作能力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最年轻有为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他不仅是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军队、军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和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广州起义、完县农民暴动、平定兵变、汾阳永安兵变，也曾担任红五军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军事思想。
一、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在革命高潮到来时，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最有力工具。贺昌历来注重武装革命，早在安源萍矿工人索饷风潮时，为了严防敌人捣乱，贺昌组织俱乐部1500名工人纠察队维持安源秩序。多次与萍矿总局进行谈判。萍矿总局迫于工人的压力，终于将欠饷夹饷发清。萍矿夹饷欠饷发给工人后，株萍铁路工人的年终夹饷也全部发清。萍矿索饷风潮后，贺昌撰写了《萍矿工人的奋斗》一文，发表在1925年4月19日《向导》第11期。文章记录了萍矿工人的悲惨状况，用大量的事实揭露资本家萍矿工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恶，奉告安源矿工：“要认清自己的痛苦，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恩赐；在目前只有巩固自己阶级的团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才不至生命危于旦夕！”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前，贺昌所在的宣委协助党组织选拔优秀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训练，组成纠察基干队伍和自卫团，使得起义能顺利进行，并身临第一线，指挥纠察基干队伍，同敌人拼杀。激战2天1夜30个小时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全胜。
五卅惨案发生后，贺昌撰写了《五卅时的上海》，发表于1929年5月《红旗》周刊15期，贺昌明确指出：“要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必须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政权一天不在工农手里，帝国主义的势力是一天不会从中国滚蛋出去的。”明确提出了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南昌起义时，贺昌是三人前敌军委成员，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转移南下被打散后，同志中的情绪低落。贺昌在思考南昌起义的时候，看到这种低落的革命士气，心里非常焦急，提笔撰写了《现在的环境与我们的出路》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红旗周刊》上。文章指出：“这次的退却，使我们在军事上受了暂时的挫折，但是革命的高潮，并不会因此而低落下去，反而高涨到极高度，现在正是由零碎的武装暴动进而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了。”要同志们正确认识南昌起义的失败是暂时的。文章还论述了革命军队与工农斗争的关系，指出“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军队只不过是工农斗争的助手。专靠军队而松懈工农的斗争，是一种错误。”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号召人们：“起来！继续以前英勇的斗争。屠杀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用工农武装暴动的力量捣毁封建势力的基础，建立工农兵代表大会，一切政权握在工农兵手里。要敌人们在我们面前发抖！这就是我们的出路！胜利已摆在我们面前了！”
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贺昌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发表在1929年6月13日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学习》半月刊第4期，他指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争取广大的群众，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团聚他们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准备武装暴动的力量。”8月1日贺昌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中指出：“在国际赤色日的运动中，要与纪念八一南昌暴动联系在一起，并且要联系拥护中国红军的运动。现有的红军是由南昌暴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亦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武装。”期间，与邓小平一起策划了百色起义。在担任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期间，贺昌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和北方局常委会议，明确指出：“目前根据敌人力量，应加紧组织唐山、平、津三大城市兵暴。现平津军中已有组织，唐山士兵也很动摇。提议为组织兵暴，成立兵暴的特别委员会。”还在《北方红旗》发表社论，指出：“组织群众政治罢工，是我们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准备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现时共产党策略任务中的最基本的和特著的一点。”北方局指示完县中心县委、山西特委，组织了农民和军士暴动，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完县五里岗农民暴动与1930年8月14日举行，17日成立了红二十二军，夺取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五里岗农民暴动，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它是北方局领导的华北地区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在反动统治比较稳固的华北地区，它像黑夜点燃的一把火炬，照亮了千百万农民前进的方向，看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以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才能获得解放。1930年10月，北方局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10月15日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委成立后，贺昌即指示刘天章：要发动群众利用蒋、阎、冯混战和阎、冯战败后的形势，积极稳妥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和土地革命。刘天章根据北方局书记贺昌的指示，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经考察决定在吕梁山中段建立一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吕梁山苏区。并与陕北特委商定，由双方共同筹建晋西工农武装。山西省委选调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等人，陕北特委调阎红彦、白锡林等人来吕梁山区，在汾阳、离石、孝义一带开始工农武装的具体筹建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建，于1931年5月在孝义与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经发动进行了兵变，参加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转战晋西，在敌人重兵围剿下，转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成为西北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贺昌离开太原后，平定兵变取得成功，总共拉出近2000人，成立了红二十四军，谷雄一、赫光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到河北省阜平县，成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二、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
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争称之为游击战争。相对而言，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体现。通常在人民革命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为壮大自己并战胜强大敌人而采取的一种武装斗争形式。贺昌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开始，就十分重视游击战争，即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依托根据地，坚持人民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
早在1928年5月下旬，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并承担组建湖南省委任务的贺昌，赴湖南后，在安源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巡视员及湖南省委给润之、玉阶兄转军中同志信》，不日，即派巡视井冈山的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带去，这便是上级领导机关对毛泽东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战略计划的第一次肯定。杜修经把贺昌写给红四军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急忙打开信，手里拿着笔，一口气读了下去：“目前应积极的、更加深入赣西、茶陵一带的斗争，造成群众的割据作军事大本营。因此，目前根据地的所得，在事实上万分必要。”我们的意见“目前兄应以宁冈作军事大本营。与赣西、湘东、茶陵一带均取联络！”在这一区域内“肃清豪绅资产阶级军阀的势力（特别是挨户团靖卫团的武装），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割据局面。但须以工农力量为主体，军队作副力及掩护。”“兄处部队为便于行动及作战起见，应采用游击战争的形式，分派军队若干单位到各县发展斗争，到处骚动，黑夜袭击，分散敌人力量，个别击破。”“兄处即成立军事委员会，指挥所属部队。委员会主席指定为润之同志，由七人组成。”毛泽东越看越兴奋，连连称赞：“这封指示信高屋建瓴，切合实际。”这封信给了孤军奋战、与世隔绝的朱德、毛泽东及井冈山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接着，贺昌又以中共湖南省委、中央巡视员的名义，致函毛泽东、朱德，介绍全国及湖南情形，布置湘赣边特委与红4军的六项任务。此函着重指出：“目前在赣西积极深入乡村斗争，发动城市工人运动，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割据局面。”“兄处应立即分发一部分兵力向莲花、萍乡推进，由安福向宜春发展，断绝敌军归路，应极快速的向萍乡安源发展，与安萍暴动一致，解决敌军武装。”“萍乡取得后，与湘东的联系可打通，军事的发展侧重向湘南推进，湘赣边界各县攸、茶、酃、桂、汝、安、资一带发展。扰乱交通，发动湘南工农斗争，纠正上次在湘南的错误。”函中还指出了“湘东特委已陆续派大批工人同志与非同志来兄处当兵。望接收。”并“决定兄处立即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6月上旬，贺昌又迅速给毛泽东、朱德转去了6月4日《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1月6日，贺昌又给井冈山发去了《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阶、润之及四军军委信》，信中指出：“四军只有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才能存在，只有在不断的游击战争中间，才能发展扩大而成为真正的红军。”“中央决议四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出路。不过，中央坚决的认为你们必须采取游击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对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若果群众没有起来，城市工作没有基础的时候，单纯的军事进攻是无益的。”“中央主张四军应有组织的分布（以团为单位）于赣西湘南一带，应用游击战术发动广大群众，但必须有集中的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
1932年4月，在担任红五军政委兼任河西道委书记期间，于26日起草下发了《中共河西道委关于扩大宣传动员群众参战的紧急通知》（第一号），通知指出：“要发展边去的游击战争。围困骚扰准备进扰上扰崇义苏区的白军，并断绝白军粮食和交通，帮助红军作战。”5月17日，起草签发了《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里指出：“发动上扰边区群众配合地方武装向揚眉寺塘江方向发展游击战争，掩护群众回去春耕。”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针对蒋介石出动50万军队、100余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贺昌于1933年9月17日在《红星报》发表了《论红军最近的胜利》的社论。文章深刻论述了第五次围剿的艰难，揭露外国侵略者与蒋介石卖国集团勾结一起，围剿红军，目的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本质。同时指出要取得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这就要求我们每个红军战士要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要有不疲劳的极高度的战斗热情，要用现代的军事技术来武装我们自己。地方武装应广泛的开展在敌人后方侧翼的游击战争，赤化我们新占领的区域，只有在不断的胜利中，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在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决战中，争得苏维埃的新中国。”红军主力转移长征后，贺昌留守中央苏区，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苏区留守红军力量薄弱，有许多伤病员，贺昌深知游击战对于留守部队的重要性，起草了政治课教材《巩固我们的部队》，于1934年12月28日，这份教材由中央军区政治部印发给各部队。教材指出：“游击战争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战斗方式。我们发展游击战争是能保卫恢复和发展苏区壮大红军，是敌人不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努力学习游击动作和军事技术。我们熟悉了游击动作，我们就能更多的更便利的打击和消灭敌人。”“当应当怎样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因为开展游击战争，必须依靠群众，所以第一当要用一切力量去动员群众，在被敌人直接威胁区域，号召群众为保卫土地和政权，反抗敌人烧杀，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游击队，在暂时比较后方区域，必须号召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在被占领区域，要发动群众反对修马路、做工事、编队，反对逼租催债，进行斗争，走向游击战争。第二，必须加强赤少队得领导，巩固这些群众的武装组织，加强党支部对他的领导，使他成为现成的游击部队。第三必须用各种方式来武装群众，组织游击小组，使游击小组成为赤少队的一排一班，领导赤少队去开展游击战争，党要派遣有能力和有群众信仰的干部到赤少队和游击队中去加强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各部队对游击战争的认识。
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是贺昌在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于1934年2月9日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46期的《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文章总结了红军多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论述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观点，提出了今后政治工作的迫切任务。之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早在1933年冬，贺昌与王稼祥亲自拟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等问题，提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要靠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的军队，使广大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在红军中，无论政治的、军事的和党的机关，都是向这唯一的目的来进行工作”；“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实施无产阶级的教育，使红军战斗员与指挥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作战的阶级意义，及对于地方居民之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该文件共拟出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团政治处、师政治部、团政治部、军区政治部、军分区政治部、学校政治机关、医院政治机关、政治战士、赤卫军政治机关、兵站政治机关、总政治部、共产主义青年团等19个具体工作暂行条例。这些条例既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反“围剿”作战中的工作经验，又借鉴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有关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933年11月9日，贺昌与王稼祥签发了第七号训令，预告了会议的主要议程，即：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基本原则问题）——总政治部报告；在目前战斗中战时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战时政治工作），红一方面军指定同志报告。依据这个议程，还提出了10个中心问题，准备提交大会讨论，要求各政治机关及党的组织立即开始搜集材料，准备详细的政治工作总报告，于12月15日前送总政治部。
1934年2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由贺昌主持，2月9日，贺昌作了《全国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讲述了红军的发展情况，从政治与战术、巩固和保障红军、游击队赤少队与红军后方组织中心的政治工作三个方面论述了加强红军建设等问题，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的见解。对党的支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报告中指出：“党支部的工作，对于巩固红军与提高红军战斗力具有决定的意义。恰好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表现薄弱。政治工作的进行主要的应依靠于支部，支部是直接接近红军战士的，是政治机关与红军战士群众联系的枢纽。支部应学习领导红军战士的艺术，在支部的周围应团结非党群众中最积极的战士，以吸引影响全体战士。经过党的支部的公开会议、各种组织及宣传鼓动的工作，给广大红军战士以党的教育，并帮助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来进行军事的政治工作，提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在群众中的信仰，来巩固红军的组织与战斗力。”12日下午，贺昌致了热情洋溢的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对政治工作及政治工作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用政治工作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保证每一个战斗的胜利，保证军委统一意志的实现，以争取五次‘围剿’决战的胜利。”“只有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才能真正实行统一的意志，要有更灵活的适合战斗情况的战时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每个战斗的完全胜利！”“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新战术，学习新的军事科学，要使我们的红军部队不仅善于运动战，还要善于堡垒战，不仅善于进攻，还要善于防御。”“要以千百倍的努力，为了巩固红军而斗争！”号召各军分区、前方的兵团要加强对游击队赤少队的政治工作，加强对兵站、医院及一切后方勤务机关的政治工作。前方和后方的政治机关都要加强居民中的政治工作，为巩固和发展苏区而斗争。提出：“要把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式，从工作中冲刷出去！”会议后，“各同志要将会议上报告的讨论的，特别要将红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在其它兵团，在各军分区，在前方各机关的工作中广泛运用起来。落后的赶上去吧！”贺昌精彩的言词，博得了全体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一个仅七八分钟的闭幕词，鼓掌竟达到九次之多。这在历次会议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