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河西名寺永昌圣容寺
        今甘肃省西部，今永昌县御山峡里，尘封着一处北魏、北周时期就驰名河西，隋唐时期声震江南、誉满西域的著名古番和县石佛瑞像和瑞像寺院。永昌县是古番和郡和古番和县所在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津，在曾闪耀着璀璨光辉的汉唐时代，这里就盛开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灿烂花朵。虽然沧桑岁月类经变迁，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淀积下来的丰厚的文化精萃，伴随着不朽的历史摇篮跨入21世纪。今天，在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大好时期，是敦煌学、历史学拨开了历史的尘封，使我们领略到昔日的辉煌。
        御山峡这座寺院的发展历史和与它紧密相关的石佛瑞像以及与这座瑞像相因果的刘萨诃和尚的很多事迹与神奇传说，在今敦煌莫高窟的八九个窟洞中保存着大量的壁画和榜题；在敦煌遗书文献中和佛教经典中，也保存着它大量的文字记载。1979年出土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记载内容也与敦煌壁画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御山峡位于今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龙首山谷中，圣容寺寺院位于峡谷中段北岸向阳的台地上，依山面河而建。据史书记载，这座寺院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敕名瑞像寺，后经隋唐和历代重修、增修，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随着历史的演进，到隋炀帝西巡时，诣寺礼拜，亲笔把瑞像寺改成感通寺，到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又改名圣容寺至今。由于风雨的侵蚀和人为地破坏，这座寺院仅存的山门和几间僧房于1953年被当地农民拆除。现今在这座寺院遗址保存下来的石佛瑞像和两座佛塔以及佛塔中发现的壁画、文字题记，寺前石崖上还有“六体文字”石刻等珍贵遗迹，堪称与莫高窟里的壁画一样，是河西走廊罕见的古代文化艺术瑰宝。
        据史料记载，圣容石佛瑞像凿制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通高一丈八尺的浮雕石佛瑞像身躯，今完整地挺立于石壁之阳；该石佛瑞像之首，为国家二级文物，是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由时任永昌县文化馆长的黄兴玉在圣容寺遗址农户的牛圈墙角上拆下来的，像首高约58厘米，头顶有较为低平的螺鬓，面相方颐，鼻梁隆起（稍残），上眼皮微垂，下方有曲线一条，据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等考证，属早期的造像，呈现出浓厚的印度造像影响的风格。在发现瑞像佛首的同时，还在旁边的石坑中发现了另一尊“石雕立佛像”，佛龛残高120厘米，宽61厘米，佛像高94厘米，宽38厘米，面部残，专家鉴定约北魏时期造像，还同时发现了一个小石佛佛头，取名“圣荣石佛头像”，通高13厘米，头顶有高耸的发鬓，发鬓高4.6厘米，面相圆润，神志端庄，发纹及五官雕刻精细，专家鉴定为唐代石雕艺术。这三尊石佛头、像均保存与永昌县博物馆，照片收录于1993年版新编《永昌县志》。寺后和寺前山顶上今屹立着一大一小佛塔两座，遥遥相峙，保存完整，为圣容寺建筑之一。该两塔具体建造年代不详，但形制与西安小雁塔甚似，因此，初步确定为唐代建筑，新编《永昌县志》收录照片，名“圣容寺唐塔”。大塔位于圣容寺背后象山顶上，通高16.2米，塔底座边长11.7米，塔基边长5.42米，为七极方形、空心砖结构，基层较高，向南置门，可供出入。塔内原有木梯，可通塔顶，塔身无雕刻，但塔内粉壁墙上遗存“番僧一千五百人”和“乾元二年”、“圣容寺”题记，还有壁画一幅，与莫高窟圣荣瑞像相似，不过粉壁有几层，如果剥离，估计下层还会有壁画榜题存在。小塔也为七极，通高4.9米，实心，建在大塔对面的隔峡谷半山腰间。该两塔于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前山崖石壁上至今保存着佛教“六字箴言”“唵嘛你钵弥吽”的“六体文字”石刻，文字距地面2.4米，文字所占面积高1.8米，宽2.4米，为阴刻，自左至右横写，共两方，每行6字，每字大小约20厘米。右边一方共两行，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左边一方共四行，从上到下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或为蒙文，或为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据近年多方考证，可能为蒙元时期所刻。“六体文”就是以上六种文字。“六字箴言”就是藏传佛教的“根本箴言”。“ 唵”表示佛部心，念此字时，要把身、意、口和佛的心、意合为一体，这样才能修得成功；“嘛你”，表示宝部心，也称聚宝。传说宝来自龙王脑子里，如果得到了它，到海里，什么宝都能聚拢来，到了山中，什么山中奇珍异宝也能聚拢来；“钵弥”，梵文里是莲花的意思，表示莲花部心，佛法像莲花一样圣洁无暇。“吽”（鸿），表示金刚部心，金刚代表佛的力量，依靠佛的力量，才能成佛。藏传佛教将这六字箴言看做佛经的根本，要求信徒反复持诵积功积德，功德圆满就可以超脱成佛。永昌圣容寺遗留下来的“六字箴言”里的几个汉字，武威地区1979年编印的《文物概述》中错把其中的“吽”字写作“红”字，还发现有的文章中，把“弥”字写成“呢”字，有的把“钵”字写成“巴”字。“吽”字现在看来已经不清楚，可1973年，我是县文教局管文化干部和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黄兴玉同志去圣容寺时，那个字还看得清楚的。后来，我们也常去，这些字逐步模糊起来，1988年我主编《永昌县志》拍照时，“吽”字已不清楚了。今年，我主编《永昌圣荣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时再次拍照时，更显模糊。
        永昌县现存的佛教“六字箴言”是一处十分珍贵的历史遗迹，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只发现了三处，一是在河北居庸关，二是在嘉峪关，三是在永昌县。这么珍贵的文物古迹为什么在40年中就出现这么快速的退化呢？为此，笔者曾做了一些调查，其主要原因是石崖下面缺水了，是水不能滋养石壁而导致石壁风化加快。据史料记载，圣容寺前这条小河，自古以来叫河沟，它发源于红山窑乡王信堡村的羊庄子，到月牙湖，再到毛卜拉，一路的泉水形成了这条小河，一路灌溉着下至金川西二三百亩农田。早前，寺前的河水还能转磨。解放后水量也还不小。由于气候逐步干旱少雨，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上游的毛卜拉打机井灌田，致下游河沟在夏秋季节断流。另一原因，就是六体文石崖下面小河拐弯处，原有一个约长七八米，宽三四米，深二米多由河水自然冲刷而形成的大水坑，常年积水。而近二十年来，这里的人们在石崖以下横堵了一条水泥坝，夏秋季突遇洪水时，大量的泥沙淤积在水坝以上，致使原有的水坑消失。因此，石壁上的“六体”文字完全失去了水的滋润，加快了风化。
        1979年5月，在武威城东北角陆军医院施工时，出土了一块石碑，残，共存一千多字，由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和武威党寿山先生于1981年至1982年做了考释，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这通石碑的内容，反映的就是古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的圣容寺、圣荣瑞像和刘萨诃和尚的佛迹活动以及隋炀帝、三藏法师到寺礼拜，唐朝大元诣寺敬物、画像等内容。孙修身等敦煌专家，对照碑文，对照敦煌壁画、榜题和敦煌遗书，证实了古番和县就是今永昌县的史实。然后于1982年亲自来永昌县，在县城北御山谷找到了圣容寺遗址，并在遗址石壁上发现了敦煌壁画里的“盤和都督府望谷山番和县北圣容瑞像”这尊浮雕石佛瑞像以及塔内的壁画和文字题记等其它遗存。从此，彻底解决了敦煌“壁画”、“榜题”、“遗书”的源流和根据这一悬案。
今圣容寺遗址御山峡里，还有齐家文化遗址；有花大门石刻；有高昌王纽林的斤墓葬；西夏千佛阁，东西横穿永昌的汉明长城，在御山峡及以西约有10公里的一段，烽燧突起，气势磅礴，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寺的附近，金川西村修建学校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夹砂红陶片等新石器时期遗物，已掩埋在校址下。
        御山峡里，不仅历史文化淀积丰厚，而且自然风光也很优美。峡谷里俊扬参天，芳草碧秀，一条小河自大泉水库，从西向东穿越峡谷，经圣容寺前流入金川峡水库；峡谷南北，峭壁对峙，高耸的金山顶上，轻岚漂浮。尤其御山峡东口处库容6500万立方米的金川峡水库，像一块巨大的玉盘镶嵌在万山丛中，青绿澄碧。这里气候宜人，湖景旖旎，野禽成群，鱼味飘香。宽阔的湖面上疾驰的汽艇、漫游的小舟以及“水上飞人”等众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巍峨峭拔的群山交相辉映，妙趣天成。清澈碧澄的金川河和湍急奔放的二坝干渠，源源不断的注入水库。水库大坝以下的金川峡谷里，更是一派桃源景色，峡谷两岸峭壁雄峻，飞翠叠嶂；峡谷深处细柳婀娜，白杨参天，谷水滔滔，碧草茵茵。优美的自然景色同坝后电站、人工园圃、小桥人家和布满峡谷延绵十数里的人工鱼场以及弯弯曲曲的柏油公路，组成了一副极具浓郁的自然生活气息的旅游胜景图，令人目不暇接，心境激荡。这里是永昌历史上著名的八景之一------金水潺声。所有这一切，将为御山峡圣容寺这个古代文明的胜迹，戴上现代文明的光环，使它焕发出青春活力，为世人展示神秘而美丽的风姿。
        永昌县圣容寺，这个距今1440年的古寺，之所以它能够吸引人、震撼人、鼓舞人，不仅因为它有珍贵的现存，而且有着光辉的历史。
        十六国至北魏时期，中国有个稽胡族高僧叫刘萨诃，法名慧达（公元360至436年）文成郡（今山西省吉县，一说并州离石）人，此人生于富豪家庭，三十岁前恶迹累累，曾当兵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传说在任上酗酒后假死七天，被观音菩萨救活，指点迷津出家当了和尚。他一生修佛40多年，前20年在家乡和江南学法宣教，后二十年在河西弘扬佛法。生前在江南和河西就有很多传奇故事，如河西有酒泉断崖畅流的传说，永昌有南山云庄寺传授大道和劝猎师赶鹿等很多传说：遗迹也多。他生前最受时人崇敬的是预言准确，他预言过的事，在以后几十年或上百年里，都一一得到验证。今永昌县北御容山圣荣瑞像的出现就是他于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预言过的。他预言说：“此山以后当有像现，宝像出现时，若身手完备，预示着世乐时康；若宝像残缺，预示着天下离乱，黎民饥馑”。八十六年后的公元520年，就在这里雷震山裂，出现了石佛瑞像，唯缺头。僧俗制作佛头，安装复落。当时北魏苛政失道、百姓饥苦，正好应验了他的预言。这一情节，在五代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刘萨诃因缘经变》，即刘萨诃预言凉州番和郡御望山谷出像为主和刘萨诃其他事迹情节。到公元557年，在凉州东七里涧夜有祥光，是一佛首，抬来安放，“飞而暗合，无复差殊”，于是官民“悲欣千里”。从此，天下太平，人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又出现了佛首多次堕落，朝廷派大冢宰和齐王亲临察验，接着就出现了饥荒、兵乱和北周焚寺灭佛的事。可是，在佛首安稳时，天下就显现出太平景象。以上这些情节在莫高窟五代开凿的第72窟的南壁，第98窟，第61窟西壁和佛台后都有描述，还有大量榜题，描绘十分详尽，还有李师仁赶鹿、见寺、僧等情节。唐代开凿的第203窟、300窟、323窟等窟中的彩雕绘像中都有番禾郡御山谷石佛瑞像为窟室主尊佛的雕造佛像等。还有中唐时开凿的莫高窟第231窟、第237窟西龛盝顶东坡都绘有石佛瑞像和很多榜题等②。由于刘萨诃的预言屡屡得到证实，因此到隋唐，“他被推向了至高无比的地位，在佛教文献中，他不仅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比肩，被尊为刘师佛、刘大菩萨、佛教第二十二代尊师”。河西走廊信仰尤甚。这就说明，“刘萨诃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远远在许多高僧之上” ③，可谓影响大而深远。
        由于刘萨诃的影响至大至深，泽被天下，所以“在敦煌莫高窟里与其他高僧相比，关于他的故事壁画最多，藏经洞里有关他的资料也最丰富。他也是继公元四世纪乐僔、法良之后，与修建敦煌莫高窟最有关系的大和尚之一”④。刘萨诃在河西传教二十二年，一段时间曾在今永昌县云庄山石窟寺修道，宣扬佛法。由此可见，云庄石窟的开凿和寺院的修建，可能与这位高僧有着重要的联系。总之，今永昌县北御山峡里的这座寺院和刘萨诃的佛迹故事情节以及他的化身------石佛瑞像，在敦煌莫高窟的203、323、300、231、237、98、61、72、81、55窟中都有大量的壁画记载和榜题。仅就五代末年开凿的72窟为例，该窟南壁通壁都绘有凉州番和郡御山谷石佛瑞像等《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的壁画和榜单。画面庞大，情节繁多，它的下部分遭受自然损坏，模糊不清，上部分保存完好，仅上部分的画面和榜题就有30多幅（条），如“盘和都督府御谷山番和县北圣荣瑞像”、“圣者刘萨诃和尚”等等，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绢画、绣画中也有不少有关番和郡圣容瑞像和刘萨诃的画面。众多壁画中，还有被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走的，如《刘萨诃和尚》、绢画《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变》、《凉州瑞像图》等多幅。仅此可见，今永昌县北圣容寺与圣僧刘萨诃及他的化身圣容瑞像，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
        据《敦煌研究》介绍，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的遗书文献中，有关今永昌县北圣荣瑞像和圣僧刘萨诃的记载非常之丰富。其中的《刘萨诃因缘记》和《高僧传赞·刘萨诃》被法国伯希和盗走，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3570和p3727、p2680）。《刘萨诃和尚故事变》被英国斯坦因盗走（编号5663）。除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的外，现存的佛教文献中，如《冥祥记》、《佛记》、《高僧传》、《续高僧传》、《神僧传》《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宏明集》、《道宣律师感通录》、《佛祖通记》、《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等均有这一内容的大量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古番和圣容寺的圣容瑞像和刘萨诃和尚与莫高窟的壁画和遗书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肯定了古番和郡这座寺院的地位和重大价值。由此证明，今永昌县北圣容寺和圣容瑞像，在历史上的影响和现今的研究价值是很大的。
        这座寺院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也是与历代朝廷的重视分不开的。如北魏正光元年石佛瑞像出现后和北周明帝元年石佛头相出现后，北周皇帝宇文邕派重臣宇文俭亲临现场察验，随之下令凉州、甘州、肃州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三年功毕，敕令瑞像寺；隋朝文帝亲令修复被焚寺院，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期间，与西域27国国主和特使亲临瑞像寺敬佛赐物，御笔改瑞像寺为感通寺（大业九年，朝廷通令天下寺院为道场，因此感通寺也叫感通道场），下令增修寺院，并令天下广泛模写瑞像供奉，从此感通寺声名大震，誉满西域。唐朝几代皇帝多次派重臣到感通寺礼佛。如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李世民派特使到寺供养，大施其物。三藏法师从天竺取经归途中，也到该寺讲经宣法，还讲述了圣容寺的由来。中宗初（684年），中宗派特使到寺赐物；估计就在这一时期前，在寺院前后修建了两座佛塔；神龙初（705年）兵部尚书郭元振往任安西都护，奉旨到寺画像、赐物；又有御史霍嗣光到寺礼佛敬物。后来，历朝历代皇帝，都对这座寺院非常重视，因此，使它的声誉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显赫。在它的兴盛时期，僧侣达到一千五百之众。1979年5月，在武威县城东北角陆军医院修建时，出土的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有力地旁证了今永昌县城北御容山圣容寺的历史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及大量的遗书文献、佛教经典的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古番和郡（今永昌县）这座著名寺院和遗留下来的石佛瑞像、佛塔、“六体文字”石刻等遗迹和敦煌莫高窟现存的大量壁画和遗书文献一样，均有着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是古代文化的稀世珍宝。
        在我们永昌县城能够发现这样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可说是历史的机遇和造化。我作为永昌县的一个多年的文化工作者，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引发了我很大兴趣。所以，我于1985年任《永昌县志》主编和办公室主任期间，反复拜读了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和有关文章，使我对永昌古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为在这之前，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我在永昌县文化教育局任文化干部时，曾参与全省文物普查，对永昌的古文化遗迹就有一个全面了解，对此很有感情。现今又发现了永昌县圣容寺与敦煌莫高窟的特殊联系，这么一个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的出现，无疑是永昌古代文化的精华和闪光点，我们应该努力宣传和研究它。好在，1986年下半年，金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准备编辑第一辑《金昌文史资料》，约我写一篇有关永昌历史的文章，我即写了《永昌历史遗迹与人口发展初探》一文，在内文中，我第一次把永昌圣容寺、石佛瑞像和刘萨诃以及与莫高窟壁画的关系，向社会简要作了介绍，（也是永昌县和金昌市第一次以文字形式向社会的介绍）。同时，我把这一圣迹概况写了一份简要资料，以县志办公室名义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请予宣传。此后，由于《永昌县志》编纂任务繁重，再没有顾及此事，直到1996年下半年，金昌市政协文史委邀请我担任文史委员，我撰写了《永昌与河西走廊宗教述略》等文章。文章里有关佛教历史中，又一次把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与莫高窟壁画联系起来做了叙述。金昌文史资料出版后，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对此文的注意，所以，我觉得只在文章中介绍是不够的，要引起人们重视，须向党政领导建议。我向时任永昌县委副书记的张云生同志谈及此事，他很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他认为：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古文化遗迹，应予以重视。但在当时，由于人们对这个新发现的与莫高窟有着联系的遗址还比较陌生，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至于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关于永昌圣容寺石碑的考释文章，只是发表在《敦煌研究》创刊号上（1983年12月），发行范围很小，就更少有人看到了。再说圣容寺，多少年来，从民间到官方，都把这里叫后大寺，没有人叫圣容寺，人们也不知道它就是圣容寺。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编修的《永昌县志》中两处都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寺前后皆山，门外一弯流水，冷然可爱。”“后大寺即圣容寺”，所以，圣荣寺和后大寺的历史几乎是混淆的。再看圣容寺当时的现状，寺院遗址上什么也不存在了，谁也看不出这里曾经有什么寺院，看到的只是这里是十几户农民的院落和住宅（这里住的农民属北海子乡金川西村管辖）。住户的屋后和左右空地上，也就是石壁上那尊浮雕石佛的脚下，是用石头和石片合泥垒起来的几处圈养牲畜和家禽的圈道，残破不堪，一派生活环境艰苦的样子。至于石壁上的石佛浮雕身躯，如果没有知道内情的人指引，石佛瑞像那些形似自然形成的一些线条，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得出来这就是石佛像身。况且浮雕下半截被沙土掩埋着。佛肩只是一个石台，又没有佛首，佛首位置左右还有几个方形的宽约20多公分的石洞（深约20公分），所以，不听人讲说是看不出来的。外界的人一般也不去那里。但是所幸的是，山顶上有座大佛塔，老远就看见了，能够引发人们的想象。所以，这个圣容寺遗址，当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自然的。
        关于永昌后大寺，在1982年，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先后两次对它的考察中，已经明确它就是古代的圣容寺，也就是前面已经讲到的敦煌壁画里所反映的“盤和（番和）都督府御谷山番禾（和）县北圣容瑞像”所在的寺院。但是，孙先生当时并没有弄清楚圣容寺与后大寺的关系。他在文章里说：“《永昌县志》（指嘉庆本）中已用其名（后大寺），是知其改名必在县志编撰之前，其时亦当甚为久远。”“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4年）前，业已改称后大寺。”“这是与城北二里的金川前大寺相呼应叫的。群中说城北九径八涝池山上有个四台子寺院，或许叫前大寺，圣容寺叫后大寺”。到底圣容寺叫后大寺的叫法正确不正确，这在1986年以前，从民间到官方，一直都不清楚，是模糊的。这个疑问一直到1986年，我们编写新·中国第一部《永昌县志》派人到北京等地搜集历史资料时，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苏铣编撰的《凉镇志》。是《凉镇志》这部清朝最早的凉州地区的志书里的记载，帮助我们才把永昌县圣容寺和后大寺的关系分清楚。《凉镇志》记：永昌“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圣容寺城北二十里。”据此，我在1993年出版的《永昌县志》文物卷“后金川大寺条”里把旧志中模糊记载和当时人们的模糊叫法做了纠正。
        1999年，《永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刊出了我的关于圣容寺与圣荣瑞像关系的文章，又一次勾起了我对圣容寺遗迹的思考。2000年至2002年，我在为县人大撰写《永昌县人大志》过程中，我以一个退休干部的身份，向时任县委书记的张云生同志再次汇报说及永昌圣容寺在古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建议请张书记考虑提倡修复圣容寺，张书记听得非常认真，他说：“永昌圣容寺确实是永昌古代文化的精华，我们应该重视它。他说，你先写一篇有关它的文章，我有个朋友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如能发表，先造誉论”。我抓紧写成了《拥抱历史的激情·记河西名寺永昌圣容寺》一文，署名张云生，祝巍山，呈张书记审阅。接着永昌县政协于2002年4月2日以《永昌文史资料》第五期（总第二十四期）以“内部资料，不定期刊”印发。过了不多日子，张书记说：光明日报社那位朋友可能工作变动，文章未发成。你们可以编一本书，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个遗迹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2002年11月出版的《永昌文史》第八辑。出版时我将文章标题改成了《永昌圣容寺圣容瑞像和刘萨诃佛迹与敦煌莫高窟》，署名仍是张云生，祝巍山。）紧接着，由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福学召集我们开会商量编书的问题，经研究，由李部长领导，由我任主编，由何登焕、张得智任副主编，历时四个月编成了《永昌圣容瑞像寺·莫高窟名胜姊妹篇》，由县委书记张云生，县长陆志雄作序一，由王萌鲜同志作序二，2002年8月出版。印刷3000册，此书发行后，引起了佛教界和社会人士广泛关注，佛教界朋友还把它寄往香港、日本等地。
        在张云生书记的倡议和关怀下，永昌县委、县政府很快把圣容寺修复提上工作日程，并决定把圣容寺作为永昌旅游业的重要项目进行开发。决定由时任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长的李廷才同志负责这个项目的筹建实施工作，成立了由县委统战部、县文化旅游局、城关镇参加的修复圣容寺领导小组。从此，在省市的支持下，特别是全国有关佛教界和本地佛教界及有关企业的资金支持下，修复了圣容寺的序幕于2003年9月正式拉开，永昌人民和佛教界朋友拍手称赞。
        永昌圣容寺的复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专家学者论证，一致认为复修圣容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它的修复，不仅使原寺内外国家级和省级重要文物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寺院周围的汉明长城等重要遗迹也具备了保护的具体条件。二是圣容寺的修复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具有十分重要的寓意。按照敦煌壁画和历史传闻，圣容寺修复和圣容瑞像的重新安放，使之身首合一，将预示着我国进入了安定团结、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它的修复将给历史留下一个灿烂的闪光点，给人们留下一个永远怀念的象征。三是将为弘宏扬历史文化和创造现代文明做出贡献。正如前面说到的，这座寺院由于受到了历史的珍爱和培育，才使它成为河西走廊的第一座名寺，成为名扬全中国、誉满西域的名寺，正因为如此，这座寺院在敦煌遗书和大量佛教文献里、碑刻中，才有了它的发展历史和圣僧刘萨诃与石佛瑞像互为因缘的佛迹记载。所以，圣容寺的修复，将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中华古代文化激情的投入，去研究它、弘扬它、发展它。也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学，为研究河西发展史，研究佛教发展史，提供物证。四是为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创造浓郁的文化环境。它的修复将有望国内外大量的佛教界、史学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前来观光，将给永昌县乃至金昌市的旅游业和各项事业带来各方面的信息，带来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带来兴旺繁荣景象。近年来，有一些前来我县调研的专家学者也发出感叹，希望能尽快修复这座名寺。广大干部群众，也渴望尽快开发和保护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