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看吕梁，常常会不自觉地和土地贫瘠、环境污染和老少边穷联系在一起，犹如中国甘肃、青海、新疆的一些边远荒芜之地。当然也有文化，但他们大多徘徊在黄河、黄土、窑洞之间寻找临县秧歌、柳林盘子、汾阳地秧歌的异彩；在南村古城遗址中寻找左国城头刘渊的狼烟旌旗；在来堡于家坟的石马石人上寻找被风化雨蚀的道道刻纹；在陈希夷“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的诗句中寻找三阳云风山的陈年旧梦；在杨璿《过黄栌岭题》的“乱云山远近，碎石路高低”中寻找秦晋通衡古道三十里桃花洞的沧桑变故。其实只要他们稍稍一回首，就会在随处可见的古寺院庙宇中找到不乏石破天惊的文化主题，这是一组被漫漫岁月淹没的地上文物宝库。作为一座新兴城市，吕梁最值得称道的不是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也不是黄土丘陵下埋藏的各类矿产，而是那些隐映在或苍松翠柏或荒山野岭间的古代庙宇寺院，要对吕梁的历史渊源寻根问底，很难走出它们斑驳苍老、浸满沧桑的背影。
明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注释永宁州石佛寺的词条相当简略：“石佛寺，一名龙兴寺，在州治二里旁，寺内石像，相传山水暴涨浮来者”。清光绪七年的《永宁州志》对石佛寺的注释和《汾州府志》同样相差无几，史书的记载如此简略迷茫，简略迷茫得令人愁怅。一般地讲，古人对修史编志还是相当认真和严谨的，但为什么他们在注释石佛寺时却显得如此疏忽大意呢，尤其是对“石佛”的内涵未加任何说明，怎会发生这样重大的疏漏呢？我们很难想象，当年坐在昏暗油灯下的史官之所以要沉吟徘徊难以下笔，有说服力的解释要不就是有意在隐瞒什麽，要不就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石佛”的来历，只有依附民间传说人云亦云。
近年来，随着本土一些有识之士对吕梁历史文化以及佛教中国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印度国家馆藏资料的重大发现，这个千古之谜才得以渐渐清晰起来。史料证明，“石佛”即是古西河郡离石县人刘萨诃的观音假型化俗雕像。刘萨诃，这个在敦煌壁画乃至中国佛教界名气不小的人物，与佛教祖师释迦牟尼齐名，被尊为佛教的二十二代宗师，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在敦煌莫高窟收藏着大量有关刘萨诃的传说故事，河西走廊记载着有关他的大量文物和石刻：包括武威博物馆的“凉州御山石佛因缘记碑”，永昌县城西北二十余里山崖有其预言，而后在北魏完成的御容山石佛，以及与御容山石佛有关的后大寺遗址和七里涧发现的石佛头，御容山石佛事迹还被绘成凉州瑞像，是汉地较早产生的瑞像之一，所有这些都和这位来自离石的稽胡族人——刘萨诃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我们一面小心翼翼地翻开发黄的史书，一面在晋陕峡谷中黄河两岸的庙宇、石窟、摩崖中，拨开重重迷雾寻找刘萨诃大师的传说和遗址时，一种民族文化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时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和这些埋藏在漫长历史中的文化宝藏，一并溶入在苍凉厚重的黄土高原之中。
一个春末夏初的黄昏，细雨空朦，微风习习，我和朋友从高速离石西口下来路过城郊王家坡村，抬眼看见护坡顶端隐隐约约有一座小庙的挑檐，随口问了一句山上是什麽庙，朋友说是石佛寺。石佛寺！是不是那个龙兴寺？
我急忙停下车，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望去，心头不由打了个冷战，天啦！这就是我一直关注着的那个石佛寺吗，难道史书上提到的那尊“丈八高的石佛”就藏在这荒郊野岭之地吗，它就在城郊，离我住的地方不足一千米，吕梁山啊，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当然要上去看看。
悠悠千载，兴亡百代，史书上记载的那个香火极盛的寺院如今连废墟也找不到了，它完全消失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之中，仅剩下这座窄小院落寂寞在荒郊野岭的萋萋野草间。上去几乎没有路，只能沿着护坡边的羊肠小道艰难地攀爬，虽是阳春三月，但这里仍有几分凛冽的意味，山不高，但足以眺望整个离石城，小庙很简陋，简陋得甚至没有庙名牌匾，想象中的晨钟暮鼓在这里简直就是奢侈。那座“丈八高”的石佛就耸立在一进门的当院，身上披着黄色绸缎，通身灰尘笼罩，面部表情呆板迟滞，看不到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石佛雕像雍容安详、面相丰满的特征。这难道就是那个名满敦煌莫高窟的刘萨诃大师的转世石像吗，大师的本真头像去哪里了呢？我简直不忍目睹，不忍摁下相机的快门，拍下那面目全非的石佛头像。
二
公元390年的一个清风朗月的晚上，一艘吃水很深的双桅船悄悄地从古运河驶到长江边的建业（南京），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艘来自长江北岸的航船，载着来自黄土高原稽胡族的僧侣刘萨诃，他从黄河岸边来到烟树葱茏的江南水乡，这是他毅然放弃了在刘渊部下从军和在小云顶山中富足潇洒的隐居生活，放下屠刀、拿出银两遣散佣人家丁，出家为僧后的第一站，他取名慧达，打点一下行装，收拾起简陋的行囊和厚重的经卷，开始了他的礼拜圣迹的云游生涯。他从遥远的北方走来，带着满身的尘土，带着虔诚的信仰，他和所有出家的凡人不一样，一开始就展现了于众不同的智慧。在南京长干寺、吴郡通玄寺、会稽、丹阳等地巡礼传道，独具慧眼地在灵塔、寺院间发现舍利宝塔、金函、银函等，在当地民间和佛教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关于刘萨诃的传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包括前述的江南巡礼，以及西域取经、河西布道、敦煌预言等。人们不难发现，在有关刘萨诃的史料和传说中，大量篇幅描述了他神秘和灵异的色彩，许多情节甚至令今人难以置信。但只要透过这些离奇故事稍稍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其中传递的某些信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其涵义的确不容忽视。刘萨诃的一生是由一个凡夫俗子甚至可以说是武士屠夫而转身立地成佛，继而普度众生惠及人间的一生，其时间跨度从东晋到北魏统一北方，地点集中在晋陕峡谷的黄河两岸和河西走廊一带，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地，处于中原地区的边缘地带，战事不断。特别淝水之战后，北方先后出现过16个国家，最短的政权仅9年，匈奴、契丹族、鲜卑族、羌族、稽胡族等长期互相攻杀、连年攻战，战乱持续了270余年，这就是历史上“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刘萨诃的出现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间需求。
传说中，刘萨诃经历了人生奇异的转折——因为杀戮被勾入地狱，在地狱中受到了观音菩萨的训诲、皈依佛法而得以还阳。地狱将十八般苦难呈现在这位凶顽勇健的稽胡人面前，使这位见惯了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稽胡人感到无限恐惧，心生后悔，观音的训导,又为他指出一条皈依佛的生路，从而改变了刘萨诃一生的命运。不要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多事之秋，传说本身有着特殊的含义，反映着官方的、民间的对于政权巩固、生活安定的强烈渴望。
我们可以认定，对于从武为将和安居乐业，刘萨诃是看得很淡的，因为看得淡，他才能超脱于逢迎巴结标榜拉拢之上，超脱于沙场征战刀光剑影之上，因为看得淡，他才可以看破红尘远离喧嚣,才可以不顾生死西域取经,才可以甘于寂寞普渡众生。中国的僧侣们历来就有出游的习惯，除去名山大川闲云野鹤的诱惑，更多的是传经布道宏教普度，相对于昏灯黄绢、晨钟暮鼓的庙堂，外面的世界自然充满了缤纷浩瀚的诱惑，但在他们心中这些都不算什麽，他们自有一个无边无际的宏大世界，他们的人生体验就在这浩瀚无边的经书里，就在这庙宇寺院的神圣经堂里。
公元399年，江南巡礼后的刘萨诃踏上了赴天竺（古印度）取经求法的漫漫西行路，途中遇到高僧法显、慧景、道整等人相伴共同取道西行。渡沙漠、翻雪山、涉草地，历时十个春夏秋冬，其中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取得了多部梵文佛经回国。《西游记》的故事人们早已家喻户晓，唐玄奘也确有其人，但刘萨诃和法显、慧景的西域取经却比唐玄奘早了230年，他们这次西域之行竟成了历史上西行取经最早的归国弘法者，刘萨诃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印度取经者之一。
三
可以想见，当各族统治者都在为他们的兴亡无常的命运担忧、老百姓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时，盼望安全稳定的生活便成了人们首当其冲的最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便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西域的僧人东来传教、中国人西去求法者肯定不会少。从稽胡族聚居地到河西走廊，西域归来的刘萨诃已成功地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在当地形成了有影响的刘萨诃信仰。在那个战乱频仍、朝不保夕的动荡时代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是最受人们欢迎的神明。正因为观音是这样一个亲切亲近、大慈大悲之神，所以就出现了观音被俗化为刘萨诃在家乡离石一带宣教，他创建和参与修建了龙兴寺、临县义居寺万佛洞、岚县古城天宁寺、重修交口西明寺，在子长县开掘金钟寺石窟、吉县卦甲山摩崖石刻等，行迹遍及石、慈、丹、延、绥、威、岚等八州，以至于“故今彼俗，村村佛堂，无不立像,曰‘刘师佛’也” 唐.道宣《续高僧传》。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欢被北周军击败后鼓舞士气的民歌，气势豪放苍茫旷远。处于同一时期的刘萨诃，作为稽胡族和黄河流域、乃至西北地区的一个相当普及的民间神佛，在他身上体现着另一种豪放和旷远，折射出一种多元的北方民间信仰元素，他既是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事神，又是保佑家人平安消灾避难的平安神，也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是一尊来自民间的神佛，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间本色，甚至圆寂后又再次复生为百姓祈福，这种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盛行的佛教信仰。和他西域取经同归的高僧法显着眼于著书立说，著《佛国记》，成为后人研究亚洲佛教的重要史料，而他更着眼于佛学普及的实际功能，在敦煌莫高窟及黄河沿岸参与或亲自开掘石窟佛像，雕刻摩崖石刻，传经布道。如今1700多年过去了，这些地方已成为国家级、世界级珍贵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
公元420年，刘萨诃已经是年过花甲了，一个经历了佛海洗礼的老人归隐敦煌莫高窟，走进经堂讲学，走进石窟开佛，这样的归宿在周游四方的佛家子弟来讲并不少见，到了这时候，当年的豪情壮志和血气方刚已打磨的差不多了，传经布道，造像修行与其说是一种对红尘世间的解脱不如说是一种造福桑梓的善举，他是继乐尊、法良之后大规模策划兴建莫高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其中光他预言开凿的就有299窟之多，在唐代壁画中，广泛涉及了大师从出家、印度取经到河西弘法等各个时期的活动达30多个方面。在宋代第72窟西壁上除在显著位置绘其独身画像外，还特别标明“圣者刘萨诃大和尚”字样。在藏经洞的文献中，用绢画、绣画等艺术形式对他做了生动描绘，大量文字记录了大师一生的全部事迹，他为莫高窟最终成为世界最大艺术宝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他生命的终点停止在酒泉附近的七里涧，那是一个离世界艺术宝库敦煌不远的地方。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刘萨诃在大漠夕阳中远去了，伴随着历史的改朝换代，但他却在敦煌壁画和莫高窟石佛中留下了许多传说，既神奇灵异又飘逸潇洒。在乡风熏人、市声杂沓间，无论是刀光剑影马蹄踏溅，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廷或百姓都期盼着一个和谐安定、五谷丰登的太平社会。传说的传播促成了信仰的形成，而信仰又滋生了更多的传说，刘萨诃之所以被记载和流传下来是基于官方和民众的需求，因此这个神佛不仅被大家所广泛接受，而且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持久的影响。
四
细雨一直飘飘洒洒地下着，站在石佛寺正门前的台阶上，望着山下的车水马龙、红尘喧嚣，我很难想象，曾经的石佛寺原址，如今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中心繁华地带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城市扩建，石佛被搬迁到这荒山野林之中了。据说，拆迁这座寺院时，“丈八高”的石佛被吊机摔成三节，头像也被跌坏。写到这里，我简直不忍下笔，只想大喝一声，你们移动的是一千四百多年的珍贵历史文物，怎麽这样疏忽大意满不在乎呢？请手下留情！
目击者说，移开石佛时，莲花座下竟然盘踞着五条大蛇，而在这座新石佛寺建成开光那天，天空中也出现了彩虹，究竟是偶然巧遇还是另有说词，我们不必去猜想或者断定，但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仍然有许多未知领域，这也是公认的事实。可以想见的是，眼前这条北川河曾负载了那么多吕梁铁血男儿的聚气和气吞万里的抱负，当年刘萨诃在这里传经布道时，经常来往于山川河流、田间地头，在这条来自三十里桃花洞的古商道上来往穿梭，越过黄河就是陕北，晋陕大峡谷黄河两岸就是他常年活动的地方，再往西去，就是大西北的宁夏川和河西走廊了，沿途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庙宇集中了大师多少的才思和构想，多少智慧灵光从这里流进了中国佛教的圣地—敦煌莫高窟。
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刘萨诃因缘记》时，为什麽竟会产生这样浩瀚的疏离感，令书斋里的学者们如同琢磨镜中花、水中月一般争论不休呢？佛的世界有着宇宙般的浩大和深不可测，不知道不理解，不等于不存在，世间万物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有待人们去挖掘、去研究、去发现，争论和探索都很正常，没有争论和探索就难以持续发展。其实，那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只要稍稍温习一下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就不至于对民间传说那样偏激和固执，或者稍稍把目光移向书房外面的草地和天空，也不至于把学问做得那么高深和呆板。
清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龙兴寺碑记》中关于当年龙兴寺（石佛寺）建筑规模的描述还是相当详实的：“寺院分东、中、西三院，占地百亩，山门旁夹钟楼、鼓楼三楹、大雄宝殿五楹、观音楼、地藏王殿、十王殿、十六罗汉殿、韦驮殿、珈蓝殿、藏经楼、诵经堂、僧会客堂、禅室、佛舍利塔林”。寺院规模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城市扩建，如果不是因为拆迁拿地，如果不是因为某些眼前的利益追求，我们坚决地把这座与敦煌莫高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刘萨诃本庙保存下来，哪怕就让它继续留在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然后就像保护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那样加以维护和扩建，那么我们手中就多了一张展示、宣传吕梁的王牌，而这张王牌是不可复制的。遗憾的是，这仅仅是我们今天的想象和一厢情愿，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遗憾也没有用，历史和文明就是在遗憾和吸取中不断前进和进步的，只要做总会有成果。可喜的是，今天刘萨诃的本土研究和探索终于看到了曙光，临县义居寺刘萨诃佛塔也已奠基开工，相信在不远的预期内，这一缕曙光终会变成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好风景。
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空气都是湿漉漉的，回去吧，春雨贵如油，今年当又有一个好收成。
2014年4月29日于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