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萨诃和尚事迹考
孙修身
一、前言
刘萨诃和尚是我国东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少数民族高僧，在我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刘萨诃的事迹，在我国的正史和佛教的典籍中，都有所记载。此外，在敦煌遗书中，直接记载其事迹和与其有关的卷子，至少有八件。近年，在甘肃省武威县城东北，古大云寺侧又发现与其有关的石碑（残）一通。在敦煌莫高窟现存壁画中，有以刘萨诃事迹为内容的，至少也有七种（九幅）（图版92、93、94）。彩塑中也有两窟是与其事迹有关的。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绢画中，也有两幅是依据其在河西走廊进行宗教活动为内容而绘制的。同时，在今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又发现一些刘萨诃在此进行宗教活动的遗迹和遗物。这些，都为我们研究这位和尚的活动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刘萨诃活动的年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南北对峙时期，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对于人和事的了解，都难免挂一漏万，往往陷于片面性和地域性、人们对于刘萨诃的记载，自然也难脱此限。对其活动，作出较全面记录的，是梁朝慧皎撰写的《高僧传》。此书仅记其在江东巡礼的片段活动。
隋代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大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对于沟通南北，促进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道宣律师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历游关表”、“谒达本庙”，广访博采，搜集了许多新的材料，撰写了许多专著。对于刘萨诃在北方活动的史迹，道宣也作了许多重要的补充。但是，由于离刘萨诃活动的时间相当久远，又系采自传说遗闻，就难免有所增减和失误，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又造成了一些混乱。
道宣律师著作中的缺点，幸赖敦煌遗书资料等为其作了补充，详于和尚在我国西北活动的记载，还包括了他西行印度求法的活动，但是又略于和尚在中原和江南活动的记载，也存在它的片面性。
近年来国内外的敦煌学专家们，注意和尚的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有：陈祚龙先生的《刘萨诃研究》；魏普贤小姐的《刘萨诃和莫高窟》；海伦韦尔先生的《刘萨诃在莫高窟》等。在1983年我国敦煌学者和法国敦煌学者的交流中，魏普贤又作了有关刘萨诃的专题发言，论文即将发表，但是，这些文章多是校勘敦煌遗书卷子和探讨和尚同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也没有对和尚的事迹进行全面的研究。
总之，尽管我们查到了有关记载刘萨诃活动的多种资料的研究文章，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份资料一篇文章是刘萨诃和尚活动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论，兼之还有许多相互抵牾之处，尚需我们去探讨。
二、出家前的刘萨诃
在许多的正史和佛教典籍中，对于和尚之名的写法，多有不同。我们已查到的就有写作刘萨何①、刘窣和②、刘屑荷③、刘萨河④、刘摩诃⑤等等。萨、屑、窣等是一字的异读和异写；河、何、诃、和等字，则更是同音异写，更兼它们所记的事迹，又多相类，与和尚行迹又都相合。
刘萨诃和尚历籍何处，家居何地，在我国的佛教典籍中，也是异说纷纭。有的说他是“丹州定阳人也”⑥。有的说他是“并州西河离石人”⑦。或丹称其为“离石人”⑧，有的又说他是“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⑨，还有的说他是“慈州”⑩“文成郡人”更有的说他是“太原人”的。就是唐代释道宣律师一人的著作里，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些不同的地名，是否是一地，当在今天的何处，必须探明它们的关系，才能弄清他的籍贯居地。
㈠慈州和文成郡：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明谓“今慈州……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是晋文公避地之所也”。这就是说，此二者本是一地，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才出现了以上的异名。据查，在西晋末年设置文成郡，后来由于战争连绵，纷争不懈，因而废置。到隋统一全国后，再度复置。到李唐王朝时，改其地名为慈州，后又改名为耿州、吉州等，治所在今山西省吉县境内。《元和郡县志》谓“故志曰：晋文公为公子时，避骊姬之难，从浦奔狄。因筑此城遂呼为文城。并因而为郡县之名。属定阳郡。”
㈡并州西河离石：据查，并州是汉武帝时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河北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治所设在晋阳，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的西南方。辖地扩展至于今陕西省的北部及河套地区。到三国时期，辖地有所缩减。到唐朝时，其治域，相当于今山西省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之地。开元时，改为太原府。宋朝太平兴国年间，复为并州，移治于阳曲（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升为太原府。
西河：是一古都名，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125年）置。治所在平定（即今内蒙古东胜县境）。辖境相当于今日的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东部，山西省的吕梁山、芦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省宜州以北黄河沿岸的地区。到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移置于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治）。在三国魏时，入于羌胡。治域包括今山西省离石、中阳、石楼、汾阳、介休、灵石等县。后移置于慈氏（晋时改为隰城，即今山西省汾阳）。隋被废置。大业初，改曰介休。唐天宝和至德时，又改汾州为西河郡。
离石，曾为西河郡郡治，后为其属县。位于今山西省的西部，吕梁山的西侧，黄河支流三川河流域。今仍为县名。
㈢丹州定阳：据查，丹州于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汾州置。因境内有丹阳川而得名。所在义川，即今陕西省宜川的东北方。唐迁今所。辖地相当于今陕西省的宜川县等。
定阳，在我国古史中，多有同名。其治域和刘萨诃有关的当有如下的几件事。其一是，位处于战国时的秦国和魏国交界处的定阳。汉置定阳县，应劭注：谓在定水之阳，晋废。故城在今陕西省宜川县西北。其二是，后魏所置的定阳县，即定阳郡治。隋废，改县名为吉昌，故城在今山西省吉昌县治。其三，亦是后魏置的定阳县。今缺。当在陕西省雒川县境内。
以上三处定阳县，都在秦晋两省，相去亦不甚远，到底哪个定阳县是和尚的生地呢？根据和尚活动的时代、地域和民族等考之，我们认为，第二条所列的定阳县是。即为今山西省吉昌县治。这就和慈州文成郡等说为同一地，即在今山西省的吉昌县境。
㈣三城定阳：三城不知为何地。查古史的记录，在今山西省阳曲县北十五里有三交城。《宋史•太宗纪》谓：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命潘美屯河东三交口。《太平寰宇记》谓：皇朝平晋，移并州于三交寨。其位置在今山西省阳曲县（山西省太原市）界。如果，我们把它和咸阳的所在，作一比较，其所在恰在其东北。再把它和我们上面第三条中考定之定阳和此条中所说的定阳加以对比和考察，我们认为此条中所谓的“三城”，当在古史中所记的“三交城”之误。
㈤太原：太原之名，在我国古史中，早有所见。如《书•禹贡》中，就有：“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之语。《诗经•小雅》中也有：“薄伐，严狁，至于太原。”由此，我们知道，不仅太原之名由来甚早，且为少数民族所居，曾为周宣王料民之地。关于此，毛郑不详其地，朱子则以为今天太原阳曲之地，当为古时的太原、汾州二府之地，史称南大、大夏、夏墟等。而顾炎武《曰知录》则为周人遇严狁，必在泾阳与原周间。《清一统志》沿用其说，断定其位置是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的北界。用以上两种看法，对照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考之于刘萨诃的活动地域，我们认为前说即朱子的说法，是正确的。
太原的沿革与变迁，据文献记载：其地开始为唐国，后改为晋国，到战国时期的秦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6年），于其地置太原郡，郡治在晋阳，位在今太原市的西南不远，其治地相当于今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的地区，包括太原汾州二府，以及旧时的宝德、平定、忻州等地。到西汉时期，其治域进一步缩小，汉文帝时，于其地设太原国。寻即除国复郡，治所设在晋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县。晋时，又称为国，北魏再改复郡，辖地相当于今阳曲、交城、平遥、和顺间的晋中地区。隋初废置，炀帝大业时，又改并州为太原郡，唐时改为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晋源镇。治域相当于今山西省阳曲以南、汶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和阳泉、平定、寿阳、昔阳、孟县等地。宋太平天国时，改名并州、移治于阳曲，即今太原市。嘉祐时，改为太原府。元初改为路，天德时改名为冀宁。明复为太原府。清时的治域，相当于今榆次、太谷以西，至于黄河东岸的兴县、岢岚、岚县等地。1912年废置。
从太原历史的沿革，知其治域，亦在今山西省中部汾水的中游，治所亦在晋阳，且在其治域中，亦有汾州，由是，知其和前考诸条的地理范围也是相合的。只是，在此条中，只讲了大的地区。而无具体的地点。
根据上面的考证，我们提出如下的几点看法。并对刘萨诃的生地作出如下的判断。
从上诸书记载的关于刘萨诃和尚的籍贯看，详者是州郡县三级并列。这是少数，中者是州郡并列，这是多数，最略者仅列有州一级。这也是少数。也就是说，它仅给我们一个大的范围。如《法华传记》的记载，就是如此。由于上列诸书记载的大范围是一致的。从上面的大范围考察，知其地是在以今山西省为中心。远及于河北、内蒙古、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但是，如此广博的地域，对于确定一个人的生地，似乎除了指明其方位外，是别无用处的。从中级行政区单位看，他的治域自然是较前缩小了许多。其范围基本上是限于今山西省的汾水中游地区。特别是其治所也都在此区之内，这就为我们划定了刘萨诃的生地，当在晋中的汾水中游之区，而不是其他的地区。
慧皎在《高僧传》中，谓和尚是并州西河离石人。据查，西河在和尚生存和活动的年代里，西河的郡治，已由离石迁到了汉时的兹氏县，即今山西汾阳县治。后来，北魏又于临汾县西置西河郡，又有敷城，五城、北五城，定阳四郡。北周废为定阳、西河两郡。又有其他的一些书，谓和尚是定阳人。从上列的情况可知。西河和定阳两郡是同时并存的，其地和治所虽都在今山西省吕梁山之西，黄河之东，南北排列，相去不远，但是，由于二者同时并存，只能是其中的一地，一人不能生于两地，因为，这中一级的行政区单位及其治所，虽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范围，即在今山西省的吉县、隰城和汾阳治域中的三角地带，但是，具体的地点也还难以确定。
早期只有慧皎记刘萨诃为离石县人。这应当说是最为具体的地点。唐朝的道宣律师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其说。离石又与上述地区相近，但是，我们详读道宣的著作，只是引用前人即慧皎的著作时才用其说，在其撰著的新作中，则采用其调查所得的资料，表明对和尚生地的看法。如在《续高僧传》中谓：“达（刘萨诃和尚法名的省称）后出家住于文成都，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15，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又谓：“今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刘萨诃师庙者，昔西晋之末。此乡本名文成郡，即晋文公避地之所也。周东南不远，高平原上有人名萨诃，姓刘氏。余至其庙，备尽其缘，得一涯耳。”16这是道宣律师所得的结果，是可以信据的记录。
我们认为它向我们说明了两点：（甲）刘萨诃和尚出生在慈州东南的高平原。（乙）刘萨诃和尚出家之后，居住在慈州（即文成郡）的安仁寺为僧。建有和尚之庙，为戎夏所礼敬。又查，慈州（或文成郡）的故治，是在今山西省吉县西北六十至九十里间，去隰城（即汾州）不远。从地理位置上说，也是基本相合的。又据文献记载，西河郡郡治在东汉时移治于离石，至汉献帝是废置。曹魏时始在汉慈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山西省汾阳县，西晋时改名为隰城。这也是基本相合的，而慧皎所说的离石，在汉时一度陷于羌胡，而移西河郡治于汾阳，治域并不包括离石县。这就是说在刘萨诃生存活动的时期，离石已不在西河郡的治中，说其是西河离石人，是不可信的。总括上述，我们认为道宣的说法是正确的，刘萨诃是北魏时期的西河文成人。
关于刘萨诃的民族，诸书的记载都是一致的。都说是稽胡族，这就是说他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少数民族高僧。稽胡者，我国古代史中所称说的山胡、步落稽。它原为南匈奴。在南北朝时期主要活动和居住在今山西省和陕西省北部的山谷中，从事农业、纺麻和狩猎等生产活动。与汉人杂处在一起，到隋唐时期已融合于汉族之中。
刘萨诃出生在一个“居家大富，豪奢之闾”的富室家中。父母健在，有兄弟三人，形成当地一霸。
和尚生来不爱读书学文，长大成人后也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文盲。文献记载说：“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17，“不异于凡人；怀杀害，全不奉佛”18，后来，因为他有许多武艺，遂“为梁成突骑，守于襄阳”19，这就是刘萨诃出家前生涯的大致情况以及对待佛教的态度。
和尚三十一岁时突然“死亡”，关于他的死，诸书的说法多不相同，有的说他“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20有的说他是“遇疾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为敢便葬，经十日更苏”21，还有的说他是因酒会“遇疾命终”22，对于以上三说，何说为是，已无从考起，故而并列如上。
刘萨诃三十一岁的暂死，事出偶然，无需多说。但是，刘萨诃的暂死，却使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由原来的怀杀害心，全不奉法的凡夫俗子变成一个皈依佛门的虔诚佛徒，成为一代驰名中外的高僧，名震遐迩，并被人们称为“苏何圣”23，观音菩萨“假形化俗”24，“刘师佛”25“佛教的第二十二代宗师”26等等，被捧上佛坛，招来许多的信徒，尤其在胡人的居住之区。“黄河左右，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者。皆有行事，如彼说之。然今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刹，系以蚕茧，拟达之栖止也”27在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诸州，多有信奉者，为其建造塔寺多处28，真是“所到之处，无不钦仰”29，足见其影响之大。
萨诃由凡夫俗子，变而为僧，为圣，为神，和佛释迦牟尼齐肩并比。这一切，都是始于其三十一岁的暂死和改宗佛法的结果。据说，和尚的“死”，是被阎王遣来鬼使捉去，带至阎罗帝君处，同受其害者数至，人油接九次，然后复苏，遍游阴曹地府，见友人王叔谈等在其中受罪，又见其伯父在其中逍遥，俱向其说了罪福因果，要他带告诉家中的妻室儿女，速速施舍财务，建造寺塔，超度亡魂。嗣后，观世音菩萨（也有的书说是见到了他的前世老师）。历数其罪，并教其悔过认罪之法，“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30
上列是有关刘萨诃和尚出家因缘荒诞不经的材料。
按照佛教的惯例，凡是离俗出家，皈依佛门为僧者，都要由其师傅为他起一法名，起初是依照师傅的姓为自己的姓的。东晋时的佛教大师道安，规定出家的僧人，应以“释”为姓，不久他译出了《增一阿含经》，在其中他发现有：“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出家，同称释代”之语。这就为其说，从理论上找到了依据。自然，道安的规定成为佛教的惯例。刘萨诃在出家后，便按照这种惯例，由其师傅为他起法名释慧达。他虽有法名但为人们所知者，则是在俗姓名。人们直呼其俗姓俗名，而不称其法名，就是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所见的榜题，也是如此。就是在他被人们捧上神坛、作为神灵供养之时，也在其称号之前，冠上他的俗姓，称其为“刘师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例外的奇特现象。至于这种奇特的例外，其原因有如下两条：
其一是佛教传入我国，至刘萨诃时，已历经数百年，走过了它的传布和发展道路，进入了繁荣时期，它已深深地扎根在我国的社会之中，受到社会上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人们的信奉，成为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佛教传入我国之后的数百年里，为了使自己或得发展，它拼命地吸收我国固有的先进文化和思想，力求适合我国的国情以及我国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丰富自己的宗教内容。不时地改变着自己本来的面目。如佛教在印度是不敬君父的，到此时，把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捧上神坛，说他们就是观音，就是佛祖。连他们供奉的偶像，也都是按皇帝的形象来绘塑。佛都徒已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融进了自己的教义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各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族神，它是不能容忍外来神的侵犯并让它独居神坛的。所以，在佛教彻底中国化之后，就要求有新的民族神，这就使佛教徒们崇拜的偶像，也要被树立和捧上神坛。刘萨诃的形象，也就是为人们所选中，从而被捧上神坛，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称为“刘师佛”，“苏何圣”、“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观音菩萨假形化俗”等等。到处为他建塔立庙，刻塑其像，在黄河左右及河西走廊，尤其如此。刘萨诃出生于稽胡，原是一个“纵横不理”、“怀有害”不异于“玩器”之人，出家之后，又有一套江湖的骗术，革除前夕，敬事佛法，成为统治者治下的一个顺民。这对统治者来说，是何等有利的事。便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刘师佛”。
刘萨诃既被称作佛、菩萨和佛教的第二十二代宗师，当然不能姓其师之姓，也无须再姓竺、姓释了，他要同释迦牟尼一样。要以自己的在俗之姓为姓，在俗之名为名。这大概就是和尚俗名广行，而法名淹而不显的原因。
刘萨诃有此至高之地位，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统治者的吹捧以及时代的要求所致。
刘萨诃出家为僧后，佛教的典籍说他是“广寻圣迹，但是如来诸处，悉已到之。皆起塔供养，乃获圣瑞。所到之处，无不钦仰”31。“精勤福业，唯一以礼忏为先”32。这就是说。和尚按照观音菩萨，或者是他的前世老师的训诲行事的，以参谒佛教圣迹为己任。这就是他宗教活动的开始。
和尚首先巡礼的十东晋统治下的江东地区。而第一个巡礼的地点，就是东晋的首都建康33。
关于刘萨诃和尚巡礼长干，得舍利及佛发爪、建塔的故事各书记载虽是相同的，但是，还有如下的几点十不同的。甲、所说的和尚礼塔地点、或京师、或金陵、或丹阳，它们是同一地的异名，还是不同的几个地点？乙、诸书记载刘萨诃礼塔的时间不同，慧皎说是在“晋宁康中”，道宣说是在晋孝武帝“太元末”，姚思廉的《梁书》虽未明言刘萨诃礼塔的时间，但其记有沙门僧尚伽，增高其塔的时间，是在晋孝帝太元十六年，说明和尚的礼塔和建塔的时间，是必在此年之前，至迟亦当是此年。现符合以上两个问题讨论如下：
关于地名问题：慧皎在文中所谓的“京师”是指东晋的首都所言，据文献的记载知，在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匈奴族刘嚯攻陷长安、愍帝投降，西晋灭亡。在此之前，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晋瑯铘王司马睿奉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移镇建业（今南京市）。在长安陷落的第二年（公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控制了长江流域及以南之地，在晋愍帝被杀后，司马睿即皇位，建都于建康（建业改名），史称东晋。由此可知慧皎所说的“京师”，当时是指建康（今南京市）而言的。
道宣谓“东晋金陵长干塔者，今在润州江宁县，故扬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这是有关长干寺所在的最详细的记载。查金陵，在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楚国有金陵邑，在今江苏省句容县北，旧有金陵乡，东晋时，谓之金城，为南瑯铘郡治。后徙白下，即今江宁县。五代场吴时，建为金陵府，故江宁有金陵之称。《舆地治》：“金陵山地，县邑之多，由是而立。”是指建康为金陵。
“润州”，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置，以州东有润浦而得名，治所设在延陵（唐改丹徙，即今江苏省镇江市），辖境相当于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句容、金坛等县。位当江南运河的入江之口。
“江宁县”位于长江的南岸，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市郊，秦准河流经，邻接安徽省，愿名秣陵，晋时改名临江县。嗣后，又改名为江宁县，今治在东山镇。
姚思廉所说的“丹阳”，丹阳郡汉置，治所在宛陵，即今安徽省的宣成县。到三国吴时移治于建业，故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江宁县东南五里。隋置，隋废。治所在今江苏省南京江宁县治。
尽管诸书所记的地名各异，实为一地，即今南京市江宁县。刘萨诃到江东巡礼佛教圣迹的第一站就是今天的南京市。
关于刘萨诃到达江东的时间，诸书所见都不甚具体，但是从整个和尚的活动看，我们认为姚思廉和道宣的说法近是可从，理由详后。
在此长干寺内，还存放有海内知名的金铜质佛像。刘萨诃巡礼江东圣迹，居住此寺时，也曾瞻拜和供养。
通过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的323窟壁画的榜题和壁画的内容图版95，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神异的佛像构成是由扬都的佛像、东海的佛座、交州的佛光三部分组装而成的，放置于扬都的西灵寺中，并成为我国后来知名的佛像之一。
我们将敦煌莫高窟所见的壁画和现存的榜题同有关文献作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故事情节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地名上，如扬都和丹阳，西灵寺和长干寺等等，则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地名的不同，是一地的异名呢，还是不同的地点，这又是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之一。
在文献中，我们看到的“扬都”，有的资料中则写作扬州，两者实为一地。
据文献记载，知扬州之名由来甚早。在我国的历史上，多有所变迁。初为古“九州”之一，如《书•禹贡》就有，“淮海惟扬州”。在汉武帝时设十三州刺史部，扬州是其中之一也，辖地相当于安徽省淮河以及江苏长江以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北英山、黄梅、广济、河南的固始、商城等。东汉时期，扬州的治所在历阳，即今安徽省的和县，后来移治于寿春，即今安徽省的寿春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市的西北）。到三国时，魏和吴各置扬州，魏治在寿春；吴治在建业，即东晋的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晋灭吴后，将两扬州合二为一，治所设在建业。治域日渐缩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为蒋州。移治于石头城，又称石城，石首城。在今江苏省南京郊江宁县西石头山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扬州治。八年（公元625年），建扬州大都督府治此。明年（公元626年），扬州移治于江都，此城遂废。《元和郡县治》谓：“石头城，在县西四里，即楚之金陵城也。吴改为石头城。”
根据榜题所提供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东晋时期，对照扬州历史的变迁和洞窟开凿的时代，我们认为榜题中所见的扬州，就是古代的建业或建康，即今日的江苏省南京市郊的江宁县。这和道宣律师所说的润州江宁县正相符合。更兼它位处在东晋首都建康的附近，所以被称为扬郡，也是顺情合理的。如果再把它和前面考定的“丹阳”之所在加以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两个不同的地名，其实都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
从上面的考证，我们认为刘萨诃到江东巡礼圣迹的第一站，这就是东晋的首都建康，在这里他拜谒了长干塔和此寺的金铜质瑞像。
刘萨诃在建康巡礼圣迹后，即往吴郡巡礼浮江的石佛像，关于此段故事，在佛教的典籍《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应录》诸书中都有记载，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描绘34。
关于323窟的故事和画，过去金维诺和马世长同志都曾经撰文介绍过。金维诺先生称其为中国佛教故事，马世长同志则称其为佛教感应故事，我们则认为应当称其为佛教史史迹故事。
在此，我们还要赘述的是关于此故事画的排列顺序，在两个人的著作中，都认为是自上而下，然后转西向东排列的。如马世长同志所绘示意图35，而我们则认为此故事的排列顺序，当是自下而上，再折而向下，三个画面作三角形排列。我们这样认定，是根据如下的理由。其一是画面首先表现的是巫祝和黄老之徒（即信五斗米道者）、备牲牢、设章醮迎接时的情景。然后才是朱应和东云寺帛尼及信佛者于岸边迎接。石佛入渎，再送往通玄寺。其二是如果按照马世长等人的排法。佛像已入渎，并知其名号，然后才是巫祝和天师道相迎。这不仅和故事发展的顺序、文献记载相抵牾，而且也和在佛窟中画此故事的意图不相符合。三者是佛像被佛徒迎走，巫祝、黄道之徒再设章醮相迎，已是马后之跑，也是和榜题不合。故而我们不同意马世长同志等人的排法。
如果，把此故事画所表现的内容同文献中所见的资料加以对照，我们认为是相合的，其中尤以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的记载为甚，实属于一事。
有据文献的记载，知道刘萨诃曾以“首尾三年”的时间，“虔礼”此像。而文献和画面的榜题都说这两个石像是存放在“吴郡”的。由是知“吴郡”是刘萨诃在江东巡礼圣迹活动中的重要一站。
通过壁画的榜题等，我们知道这两个佛像是发现在“吴松江”中的。查“吴松江”，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其源出自太湖的瓜州泾口，史称松江，即苏州河。
又在壁画的榜题“见在吴郡供养”，所谓“吴郡”者，据文献的记载知，在楚汉之际，分会稽郡而置。到东汉永健四年（公元129年），复置此郡，治所在吴县，即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其治城包括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长江以南、大茅山以东、浙江长兴吴兴天目以东和建德一下，钱塘江两岸的广大土地。到三国时期，治域逐渐地缩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改苏州为吴郡。
当年，刘萨诃巡礼江东佛教圣迹的第二站，就是今天的江苏省苏州市及其附近。瞻仰的主要对象就是浮江的维为佛和迦叶佛二石像。
根据文献记载，刘萨诃在吴郡礼拜过浮江的二石像之后，即往会稽鄮县，巡礼阿育王之古塔，关于此事的记载，在佛教的典籍中有丰富的资料36。
五代时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面壁，绘制的《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图版96，由于它和其他许多故事联系在一起。不易于分开单独介绍，故放在后面一并说明。
刘萨诃巡礼的江东鄮县，这个地点当在今日的何地呢？
鄮县，秦置，治所在今浙江省鄞县东部、鄮山之北、因山得名，隋废。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置于今宁波市南句章古城，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移治于今宁波市。五代吴越时改鄞县，唐为州治所。
句章，据阚骃《十三州志》载：“句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霸功以才子孙，故名句章”37。张澍按：《后汉书》注云：句章县古城，在今越州鄮县西，秦置县。故城在今浙江慈溪县西南三十五里城山渡东。晋孙恩作乱，刘牟之等讨之，改筑句章县于小溪镇，其地在今浙江省鄞县南。
诸暨县，秦置。越王允常所居。境内有诸山暨哺，因名。五代出改名为诸阳，寻复故名。明、清皆属浙江绍兴府。
我们认为刘萨诃所礼的会稽鄮县塔，当在今浙江省绍兴属的鄞县东部、鄮山之北。而和尚为巡礼此塔，曾走遍了该地区许多地方，及至东海之滨。
以上是我们对刘萨诃巡礼江东佛教圣迹的初步考证，根据这个考证，我们按照今天的地名，画出其路线，先达南京市，继至苏州市，后至今浙江县绍兴属鄮县，然后再返回到北方来。
刘萨诃江东巡礼佛教圣迹，于何时结束，又至于何地进行宗教活动等，由于文限都无记载，成为一谜近期我们阅读《法华传记》时，发现有记载《晋沙门释慧达》的资料两条，现抄录于后：
《晋沙门释慧达》十九称：“释慧达，诵《法华经》为常业。以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于北拢上掘甘草，于是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毕在构中。彼中有多人众。先，羌争肥者食之，达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并诵《普门品》。羌食余人已尽，唯在达并一小儿，拟次食。明日，达竟礼通。羌来欲食，急见一虎，从草聚（按：当为骤）出，吼哮驰逐。时诸羌散走，幸得太平。将其小儿，还于本处。诵经之力，感观音应揭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