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达（俗名刘萨诃）出生于山西吕梁，生活在西晋至北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赴古印度取经人之一，他是古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和探路者，是致力于将古印度佛教文化、石佛雕塑艺术及绘画艺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在闻名世界的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壁画艺术等古代文明创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占据着突出的地位。
在佛教及其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慧达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东传佛教，创建寺院，讲经释法，劝阻战争，治理水患，造福与民，深得百姓爱戴，被尊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成名、功德卓著的大德高僧，在佛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重要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观世音菩萨。
一、慧达简况
刘萨诃出生在位于山西离石的稽胡族富豪之家，从小潜心博学能文善武，曾任梁城突骑戍守襄阳。31岁饮酒过量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醒后觉悟出家，法号慧达。
    出家后，慧达从离石赴江南，在宁波、南京拜出阿育王造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苏州拜浮江石佛，创建阿育王寺和释迦如来真身舍利佛塔。公元399-409年，他孤身徒步赴印度拜佛取经。公元409-414年，在家乡宣教，创建离石龙兴寺、北禅院和临县义居寺石窟、岚县石佛寺石窟、吉县佛阁寺、宜川县可野寺、米脂县王沙沟万佛洞石窟、延安万佛寺石窟。公元415-434年，在甘肃开凿永昌县云转寺石窟、酒泉七里涧讨赖河水利工程，在敦煌开凿莫高窟近百洞，他还受聘为建都武威的古北凉国国师，为化解战事，促进民族和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公元435年，他预言永昌县御山“必有佛像现，身首完备世乐时康，残缺天下离乱黎民饥馑”。
公元 436年他在酒泉七里涧圆寂，全身风化成舍利。僧俗为他在酒泉县城修西峰宝刹塑像建舍利塔，世代隆敬。 
公元561年慧达行迹所至的石、隰、慈、丹、延、绥、威、岚八州僧俗集资，在山西离石马茂庄龙兴寺图写其形雕刻举身丈八高的观世音菩萨石像建舍利塔，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
据佛教教义所述，在佛教界所称迦叶佛时代，释迦牟尼为护明菩萨，刘萨诃是利宾菩萨，二者同为迦叶佛的左右辅助大菩萨。当时迦叶佛指定下一位候补佛位的为护明菩萨，成佛后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成佛后，利宾菩萨转世为慧达菩萨，辅助释迦牟尼佛在东土大兴佛法，预言法运，非同一般。
二、史书中关于慧达的部分论述
“萨诃”这个名字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中有多种写法，例如《冥祥记》作“萨荷”、“屑荷”，《高僧传》作“萨河”，《梁书》、《南史》作“萨何”，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作“萨诃”，《续高僧传》作“窣荷”等。仅《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一书就有“萨荷”、“萨何”、“萨诃”、“苏和”四种写法。溯其本源，应是稽胡语“蚕茧”（cocoon）的不同音译。 
关于慧达其人其事的记载，存于大量古籍文献中，如国史《梁书·诸夷传》，佛教文献《佛记》，宝唱《名僧传》，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13《慧达传》，唐释道宣《续高僧传》，明成祖朱棣编撰《神僧传》卷3《慧达传》，大藏经第52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道宣律师感通录》，大藏经第53册王琰《冥详记》、《法苑珠林》，宋释志磬《佛祖通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释氏稽古略》、《释迦方志》，敦煌藏经洞遗书《刘萨诃因缘记》、《高僧传赞 ·刘萨诃》、《刘萨诃和尚故事变》，法显《佛国记》等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慧达的大量文字和绘画记载。 
唐钟南山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说：“西晋太康二年，刘萨诃饮酒过量暴亡，而心下犹暖，其家未敢便殡，经十日更苏，备睹地狱众苦之相，见观世音菩萨说其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赴江南”，“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是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 “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鄮县塔者，西晋太康三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凋镂，累相百千。”
明万历壬子年（公元1612年）《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二卷“刘慧达求塔缘起”中明确记载：“晋武帝太康三年壬寅，有并州离石人刘萨诃……南行至会稽海畔山泽便求莫得，正烦恼间偶闻钟声殷殷响地下，慧达竭诚恳求三日，忽见宝塔从地涌出，光明腾耀，其状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方广七寸，灵盘五层四角挺然，中悬金色小钟，舍利缀于钟下，圆转不定，绕塔四周俱是镂空诸佛菩萨金刚圣僧八部等像，神工圣迹非人力所及，塔之肇始寔于斯时矣。”《明州阿育王山志》第二卷，“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传”说：“刘萨诃者利宾菩萨示现也。”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说：“亦以为观世音者，假形化俗。”又载：“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
三、当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学者们运用上述史料对慧达进行了大量研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为开山之作，校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刘萨诃的重要资料，为刘萨诃研究提供了线索，奠定了文献学基础；同时也进行了考证，对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的创作时间、材料来源及文献价值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敦煌研究院著名学者孙修身及史苇湘等先生则运用传世文献和敦煌遗书及新发现的《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石碑等资料对以莫高窟第72窟和斯坦因《千佛图录》之十三绢画为代表的佛教史迹故事画进行了详实的考释，并进而将敦煌壁画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考证、梳理了刘萨诃的事迹和传说，拓宽了刘萨诃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近几年来，在这方面用力最勤、厥功最著的学者则是山西大学的尚丽新博士，她使刘萨诃研究跳出敦煌学的视域限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出刘萨诃传说“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断神化的过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民众的佛教信仰”这一“巨大的隐秘”，并“使这个和尚闪烁出一种卓然不群的光辉”
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珍贵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慧达的精美绘画和文字记载
敦煌莫高窟的开创，据古碑记载始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二僧。”此后，慧达于东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从中原来到敦煌，承法良禅师的事业，继续开凿莫高窟。
据《敦煌石窟全集》、《文物》、《敦煌研究》、《文史知识》、《东方月刊》记载考证，慧达是继乐尊、法良二大师首开（共一窟）之后，大规模策划兴建莫高窟的最重要人物，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开凿敦煌莫高窟近百洞，为莫高窟最终成为世界最大艺术宝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预言莫高窟当建石窟二百九十洞，是继公元四世纪乐僔、法良之后，是修建莫高窟洞窟最有关的大和尚之一”。
莫高窟关于刘萨诃的文字和故事画很多，在20多个窟中都有关于慧达的大量记载，仅唐代第203、300、323号窟，五代第61、72、98号窟中的壁画，就广泛涉及了慧达从出家、印度取经到河西弘法等各个时期，共达30多个方面的重要活动。又宋代第72窟西壁上除在显著位置绘其独身画像外，还特别标明“圣者刘萨诃大和尚”字样。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0000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史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从藏经洞文献中，用绢画、绣画等艺术形式对慧达做了大量生动描绘（见英人斯坦因《千佛图录》第13、34图等），更用大量文字，几乎记录了大师一生的全部事迹。总之，从慧达对兴建敦煌石窟的重大贡献看，他的确是一个成为对敦煌影响最重要的旷世文化巨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有关慧达在莫高窟的壁画和遗书记载方面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进一步肯定了慧达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正如《敦煌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第12卷146页《预言灭佛的刘萨诃》中所说：慧达“它不仅被神化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更与佛陀释迦牟尼并比齐肩，被尊称为刘师佛、刘摩诃、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等，河西走廊对他信仰尤甚，可视为佛教彻底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和慧达生活在同一时代、并同慧达一起通过古丝绸之路去古印度取经的法显，在他所著游记体珍贵史料《佛国记》中，有大量关于慧达的记载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 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赴天竺（古印度）取经，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一起西去取经。据《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 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后，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 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今新疆叶城），进入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在于麾国坐雨安居。安居结束后，走了二十五天来到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法显一行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市），后又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翻过葱岭，进入陀历国（今克什米尔辛头河西岸，达丽罗川），接着向西南方向行进，渡过印度河，来到乌苌国（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河谷）境内，这里是北天竺，法显等人在这里住下了，慧达等3人则继续向西南方的那竭国进发。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他们在这里参访了佛迹，在北印度那揭罗曷国醯罗城（今阿富汉杰来拉拜之西）的小石岑佛影窟参礼了“佛齿和佛顶骨”。后取得了多部梵文佛经（译出经律6部，共24卷），安帝兴元2 年（公元409年），慧达大师与宝坛、僧景先于法显等3年回国，成了历史上西行取经最早的归国弘法者。慧达大师及其同行者，历时整十年的取经壮举，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赴印取经的先河，成了通过古丝绸之路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拓路者。
慧达归国后，法显则继续留在西域，直到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才乘船走海路离开古印度，辗转数年，在青州（今山东省即墨县境内）登岸回国。
六、拍摄反映慧达事迹和精神的影视作品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大量的史料证明，慧达确是我国最早赴古印度取经的先驱，为古丝绸之路的开拓和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摄制反映慧达感人事迹和历史功绩的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片，不仅可以让观众对于1600年的这段历史有所了解，而且对弘扬他不畏艰险，勇于创新、艰苦奋斗、造福人类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顺利推进的新形势下，回顾慧达等历史先驱为开拓古代丝绸之路，密切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加深对中央这一重大战略性决策必要性的理解。
作为慧达的家乡，我们有信心策划和拍摄好《北凉国师》（暂定名）这部反映慧达动人事迹的故事片，为推进新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而添砖加瓦，同时也期望得到中央和各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促进电影拍摄工作早日完成。
 
附：吴浩军（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所著《刘萨诃研究论著目录》

刘萨诃研究论著目录
 
                         吴浩军

1.陈祚龙《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华冈佛学学报》第三卷第33—56页，1973年。又见《敦煌资料考屑》上册第212—25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史苇湘《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关于莫高窟艺术的内容》第七节《佛教史迹画》，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第199—20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文物》1983年第6期，第5—13页。又见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第347—356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年），第101—107页。
5.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四）》，《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总第3期）第39—55页。
6.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总第3期）第102—107页。
7.孙修身《刘萨诃和尚因缘故事》，《阳关》1983年第1期。
8.孙修身《古凉州番禾县调查记》，《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3期，第147—154页。
9.孙修身《斯坦因〈千佛图录〉图版十三内容考释》，《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第87—94页。
10.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4卷第20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1.孙修身《刘萨诃和尚事迹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310页。
12.孙修身《从凡夫俗子到一代名僧的刘萨诃》，《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81—84页。
13.张宝玺《圣容寺与“凉州山开瑞像现”》，《甘肃日报》 1984年10月7日。
14.饶宗颐《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敦煌研究》1988年第2期；又见《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49页。
15.韦陀《高僧刘萨诃与敦煌壁画》，《东方月刊》1987年第3期。杨汉璋译，敦煌研究院《资料工作通讯》1989年第3期。
16.刘铭恕《刘萨诃与敦煌》，《文史》1988年第1期，第286页。
17.卢秀文《刘萨诃研究综述》，《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3—115页。
18.[英]海伦韦尔克《刘萨诃在莫高窟》，《NOUVELLES CONTRIBUTION SAUX ETUDES DE TOUEN-HOUANG》第137—148页。
19.[英]罗·怀德·菲尔德《高僧刘萨诃与敦煌壁画》，《东方月刊》1987年第3期。
20.[法]魏普贤《敦煌写本和石窟中的刘萨诃传说》，[法]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0—463页。
21.[法]魏普贤《刘萨诃和敦煌莫高窟》，[法]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4—475页。原载《敦煌学论文集》第2卷，日内瓦，1981年。
22.霍熙亮《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文物》1993年第2期，第32—47页。
23.[日]肥田路美著，牛源译《凉州番禾县瑞像故事及造型》，《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2期，第165—177页。原载《佛教艺术》第217号，[日本]每日新闻社，1994年。
24.马德《敦煌文书题记资料零拾》，《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1页。
25.张先堂《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新校与初探》，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编《敦煌佛教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6页。
26.杜斗城《刘萨诃与凉州番禾御望山瑞像》，《段文杰敦煌研究50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2—166页。
27.wu hung,rethinking Liu Sahe:The Creation of a Buddhist Saint and the Invention of a‘Miraculous Image’（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Orientations 27,1996。
28.汪泛舟《〈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再校与新论》，《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34—140页。
29.史敦宇《展现千年民俗风情之魂——莫高窟第72窟刘萨诃变相的临摹与教学》，《社科纵横》1997年第5期。
30.郑阿财《敦煌佛教灵应故事综论》，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编《佛学与文学——佛教文学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学部份》，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21—152页。
31.侯旭东《东晋南北朝佛教天堂地狱观念的传播与影响——以游冥间传闻为中心》，《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第247—255页。
32.张瑞芬《从<冥报记>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看唐代释氏辅教书的几个特色》，台湾“国立”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编《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33.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第54页。
34.王国良《刘萨荷故事研究（之一）——以〈冥祥集〉为主的考察》，南开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68页。
35.王国良《〈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探究》，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582—597页。
36.楼宇烈《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第69—74页。
37.楼宇烈《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楼宇烈著《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38.祝巍山《永昌圣容瑞像与敦煌莫高窟因缘》，《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64—67页。
39.巫鸿《再论刘萨诃——圣僧的创造与瑞像的发生》，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P431页。原题为“Rethinking Liu Sahe：The Creation of a Buddhist Saint and the Invention of a‘Miraculous Image’”发表于Orientation vol.27,no.10(November 1996),pp.32-43。
40.彭建兵《敦煌石窟早期密教状况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1.方广锠《〈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2006年9月8日—11日，南京“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2006年11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中日佛学会议”演讲。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科网（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d01/555.html）。
42.尚丽新《高僧刘萨诃的传说》，《文史知识》杂志2006年第5期，第102—108页。
43.尚丽新《刘萨诃信仰解读——关于中古民间佛教信仰的一点探索》，《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4.方广锠《从〈刘师礼文〉谈中印文化的汇流》，《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第11号，2007年3月。
45.尚丽新《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解读》，《文献》2007年第1期，第65—74页。又见《文学与宗教——孙昌武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46.尚丽新《“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
47.宇恒伟、毕秀芹《论道安佛教思想的基本特色——从道安对刘萨诃的批判谈起》，《广东佛教》2007年第5期。
48.吴浩军《酒泉刘萨诃资料辑释》，刊《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99—103页。
49.张善庆、沙武田《刘萨诃与凉州瑞像信仰的末法观》，《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第9—13页。
50.村上佳浓《刘萨诃传と刘萨诃信仰について》，《奈良美术研究》第8号，2008年。
51.尚丽新《刘萨诃研究综述》，国学网（http: //www. guoxue.com /lwtj /content /shanglixin_lshyjzs.htm）；见《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
52.刘苑如《重绘生命地图——圣僧刘萨荷形象的多重书写》，《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4期（2009年3月），第1—51页。
53.吴浩军《读〈西峰宝刹碑记〉札记》，《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58—162页。
54.张善庆《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千佛洞凉州瑞像再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第80—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