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萨诃学术交流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2017年10月28日 吕梁 义居寺）
刘萨诃入冥图像与文本
——以日本极乐寺《六道绘》为中心
张善庆 吕德廷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刘萨诃与凉州瑞像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由于国内考古资料的缺乏，学界并没有对刘萨诃入冥图像展开集中的研究。此文以日本兵库县极乐寺《六道绘》为中心，探寻刘萨诃入冥图像的图像源头，订正并梳理其文献演变历程。
关键词：刘萨诃 入冥 极乐寺 地狱绘
大规模的刘萨诃研究至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刘萨诃生平传记，包括出生籍贯、入冥故事、江南巡礼、授记瑞像等等，所依据的文献既有传世经典，又有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关于刘萨诃入冥故事，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故事中的“地狱观、观音信仰”。也就是说，就这个问题，以往论述主要立足于文献资料，很少涉及图像资料。究其原因，刘萨诃相关图像主要出现在凉州瑞像因缘变相，莫高窟第72窟西壁龛北存有一铺刘萨诃禅定坐像，除此之外，在笔者涉猎的范围内，国内并无刘萨诃入冥题材的图像。然而日本兵库县西肋市极乐寺却收藏有一组三幅《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赫然绢上。
对此，日本学者菅村亨、井上泰等先生刊布了挂图图版，对文字内容进行了释读，这是本文展开的基础。在此，笔者将对这三幅《六道绘》略作介绍，探寻这种题材的图像源头，订正并梳理其文献演变历程，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极乐寺《六道绘》之刘萨诃入冥图像
据菅村亨先生介绍，这三幅《六道绘》在1984年兵库县历史博物馆对兵库县中部西脇市多可郡城文化遗迹调查中被发现；1985年在特别展“西脇•多可的历史和文化”，被公布为重要文化财产。整图由三幅绢本着色挂图组成，每一幅上下长140-141.2厘米，左右宽120.8-124.5厘米，虽有烧损，但基本保持原貌；据风格判断，大概是镰仓中期后期的作品。
三幅挂图构图大致相同，上栏绘制冥界十王，分别是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太山王、平正王、都市王和五道转轮王；每位冥王端坐在几案之后，身体左侧配有赞文；左右各有肋侍判官一众。下栏绘制六道图像，包括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以及天道，除此之外，还有夹杂着故事画，目连救母故事占据画幅最大。
刘萨诃入冥图像出现在中幅右起第一铺。阎罗王正襟危坐在文案之后，正在审判。一人赤身裸体，跪在案前，旁书“刘萨荷”三字。此人正是中国南朝王琰《冥祥记》和慧皎《高僧传》所记载的刘萨诃。其头发被鬼卒强行后掣，极不情愿地面对业镜；刘萨诃的面前躺着一头小鹿。周围和中下栏画面也都配有榜题，分别有“阿输阇国婆罗门”、“清河□邪见女”、“隋鹰郎将天水姜略”和“高陆秦安义”等。
在这方绢画里，阎罗王、业镜和以刘萨诃为代表的入冥故事画，是重要的图像元素。
阎罗王是冥府十王之一，在中国中古时期取代了原有的土伯、泰山府君等，成为地府的主宰，后来经历了独领冥界到十王分治的过程。亡人五七之时要在阎罗王殿接受审判，生前所做种种善恶，全部都会在业镜中显现。据学者研究，十王信仰经典基础是《佛说十王经》和《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后者是日本僧人根据《预修十王生七经》所撰写，时代为平安末期或者镰仓初期。这部经典描绘阎罗王殿和业镜时说：“光明王院，于中殿里，有大镜台，悬光明镜，名净颇梨镜，昔依无遮因，感一大王镜。阎魔法王，向此王镜，鉴自心事，三世诸法，情非情事，皆悉照然。复围八方，每方悬业镜，一切众生，共业增上镜。时阎魔王同生神簿，与人头见，亡人策发，右绕令见，即于镜中，现前生所做善福恶业。一切诸业，各现形象，犹如对人见面。”据此，业镜就成为阎罗王殿的标志性图像。
刘萨诃，又名刘萨荷、刘萨何、刘苏荷、刘萨河、刘萨和，事迹见于南朝王琰《冥祥记》、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等、道世《法苑珠林》。他原本是两晋时期今山西地区的稽胡猎人，喜好打猎，终受因果报应，突然猝死，神游冥府，接受审判和惩戒，得以遍览地狱种种恐怖，后来得到观世音菩萨点化，死而复生，游历江南，巡礼忏悔。据《续高僧传》记载，他晚年来到今甘肃永昌，授记凉州瑞像，最后在酒泉圆寂。极乐寺本《六道绘》便是刘萨诃神游冥府身受惩戒的再现。
日本兵库县极乐寺所藏《六道绘》之刘萨诃入冥图像
如果梳理刘萨诃与阎罗王相关图像，该图的独特意义赫然可见。
从6世纪开始，中国阎罗王审判的图像就日益丰富，案前接受审判的亡人和畜生都是常见的题材。陕西富平县北魏太昌元年（532）梵奴子造像碑是早期阎罗王审判图像的代表。阎罗王坐在殿堂中，面前绘制宰羊的场景，旁书“此是屠仁今/常羊命”，图像左侧描绘五道大神，坐在胡床上，身旁绘五道图像。五道大神发展到后来，演变为五道转轮王。此时，五道转轮王已经开始和阎罗王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晚唐五代时期十王系统的雏形。彼时的敦煌乃至大足，亡人的面前多了一方业镜。纵览来看，接受审判的亡人一般都是“群像”，很少具有题名者。极乐寺本却具有明确的榜题，富有特色。
此外，从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看，刘萨诃通常出现在凉州瑞像因缘变相中，以莫高窟第72窟南壁为代表。此外，该窟西壁龛外北侧绘制了一铺刘萨诃坐像，和龛外南侧的僧伽大师画像相对，从而构成了一个巧妙的组合。也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刘萨诃画像，主要得益于凉州瑞像艺术的创造，这些图像描绘的重点并非刘萨诃，而是凉州瑞像。在中国，除了“授记”凉州瑞像，刘萨诃其他生平传记几乎没有入画。极乐寺本刘萨诃入冥故事画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
二、刘萨诃入冥图像之源流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政府官员、留学人员、朝圣僧人、传法大师，往来期间，络绎不绝，为两国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艺术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冥界十王思想此时也传入日本。12世纪开始宋日之间的经济贸易达到巅峰。随着商船的到来，中国大量民间绘画品抵达日本。如果追根溯源，极乐寺《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首先和这批画像存在直接的联系，更早可以和敦煌《十王图》尚有渊源。
（一）宁波十王挂图之阎罗王图像
宁波等地在当时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艺术输出地。根据学者统计，“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至少有二十二套、一百八十多幅保存于日本各个寺院和博物馆、美术馆中。其中一些作品因故又从日本流出，现在分属世界各地博物馆。”这些作品多是出自陆信忠、陆仲渊、金处士之手。
作品形式非常固定，通常为一组十幅挂图，组合方式为十王图像，或者一组十一幅，组合方式是地藏菩萨加十王图像。每一幅图只画一身尊像。上栏绘制尊像，下栏绘制审判场景。
现在藏于奈良国立博物馆陆信忠《十王图》之阎罗王图中，阎罗王端坐案后，头戴王冠，身穿王者朝服，虬髯嗔目。右侧侍者，头戴软角幞头，身着朱色大衣，手捧录簿。左侧则是一位童子。案前置一业镜，亡人跪在镜前，衣领被鬼卒抓住，似乎浑身瑟瑟发抖，胆战心惊地看着生前所做种种不端，形象生动传神。画面左上方题写榜题“五七阎罗大王”。
相同的场景又见于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陆仲渊作品。阎罗王正在审判，双目凝视案前业镜。亡人被牛头鬼卒扭押着极不情愿地看着业镜，其身旁尚有鸡鸭各一只，也许正是亡人生前所屠杀的家禽，此时正在对质诉讼。画面下栏绘制刀山火海。
以上所举两个案例与极乐寺《六道绘》阎罗王部分非常相似，只是《六道绘》十王被分别绘制在了三幅画上，亡人图像也并无题记。如果说《十王图》中的亡人都是“群像”，那么极乐寺本只是根据相关文献，把业镜前受惩的亡人具体化了。
（二）敦煌《十王图》之阎罗王图像
较之宁波《十王图》，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十王图时代更早，属于晚唐五代时期，和宁波《十王图》存在割舍不断的联系。
敦煌十王图像遗存数量可观，语言也涵盖汉文、回鹘文、西夏文等，形式多样，大概主要分为经变式和插图式。经变式，通常以地藏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为主尊，冥府十王分列左右两侧，呈对联式；或者对称，分别坐在主尊座前两侧，类似于佛会听法一份子，材质或为纸本，或为绢画，或为壁画。插图式，则主要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别绘制冥府十王，有些图本配有赞词和经文；材质多为纸本；绘制技法粗劣，风格粗犷。有时为了整体布局和美观安排，经变式《十王图》阎罗王部分也时常绘制业镜和接受审判的亡人。而插图式十王图，则通常会表现这两种图像要素。
MG.17662披帽地藏菩薩像并十王图，可称为地藏菩萨与十王经变。地藏菩萨作为主尊，位居中央，头披风帽，身穿山水纳袈裟，左手持锡杖，右手握明珠，游戏坐于山岩之上。道明和尚和金毛狮子立在座前。十王并诸侍者，分列于左右两侧。画面下栏绘供养僧人并世俗人物，题写发愿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阎罗王位于地藏菩萨左下角，案前有一亡人，身披枷锁，面向业镜，镜中显现亡人生前所做杀生恶业。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董文员绘卷、P.4523+Ch.cii.015、P.2870、Cft00404+Cft00212+S.3961，属于插图类型。以Cft00404+Cft00212+S.3961为例，地藏菩萨和阎罗王左右相对而坐，共处一堂。业镜高悬。其中赞文曰：“第五七日过阎罗王/赞曰/五七阎罗王悉诤声/罪人心恨未甘情/策发住头看业镜/始知先世罪分明”。地藏菩萨和阎罗王共同治理地狱的思想可见于《佛说地藏菩萨经》，经云：地狱众生深受诸苦，“地藏菩萨不忍见之，即从南方来到地狱中，阎罗王共同一处，别床而坐。”该赞文出自《佛说十王经》和《佛说地藏菩萨发信因缘十王经》。
敦煌《十王图》已经非常明确地描绘了阎罗王断案场景，并且绘制了业镜。由下文讨论来看，藏经洞曾经出土《刘萨诃因缘记》，记叙了刘萨诃由于生前猎鹿，猝死之后，神游冥界，饱受果报之苦。即使如此，同样在敦煌，莫高窟《十王图》却没有刘萨诃题记。
三、刘萨诃入冥故事文本的演进
关于极乐寺本阎罗王部分故事画的文献来源，菅村亨指出“阿输阇国婆罗门”、“隋鹰郎将天水姜略”和“高陆秦安义”来自辽代非浊编《三宝感应略要录》、唐代释道世编《法苑珠林》、日僧住信编《私聚百因缘集》，但是并没有介绍刘萨诃故事画的文献依据。井上泰在菅村亨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刘萨诃故事画来自《释门自镜录》卷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最大的问题在于，唐人《释门自镜录》的记载实际上来自南朝《冥祥记》，其次，文中也没有把审判刘萨诃的地点明确为“阎罗王”处。
在此笔者略对刘萨诃入冥故事文本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梳理。
1. 《冥祥记》类文献记载
南朝王琰《冥祥记》最早记载了刘萨诃入冥故事。刘萨诃年轻之时喜好打猎，猝死之后，神游冥界，因为生前曾经杀鹿，受到冥界审判，具体记载如下：
晋沙门慧达，姓刘，名萨荷，西河离石人也。未出家时，长于军旅，不闻佛法，尚气武，好畋猎。年三十一，暴病而死，体尚温柔。家未殓，至七日而苏。说云：……荷作礼而别。出南大道，广百余步，道上行者，不可称计。道边有高座，高数十丈，有沙门坐之。左右僧众，列倚甚多。有人执笔，北面而立。谓荷曰：在襄阳时，何故杀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创耳。又不噉肉，何缘受报？时即见襄阳杀鹿之地，草树山涧，忽然满目。所乘黑马并皆能言。悉证荷杀鹿年月时日。荷惧然无对。
《高僧传》兴福篇刘萨诃传记中吸收了《冥祥记》刘萨诃“好田猎”的记载，删除了神游地府、襄阳猎鹿等情节，重点记载的是刘萨诃江南巡礼活动，正如巫鸿先生所说，这代表着一种“南方观点”，他所寻访和发现的佛教遗迹和圣像为南方宗教和政治的正统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并把这些遗迹确定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胜地；《续高僧传》中，刘萨诃再次成为线索人物，把凉州瑞像故事展示了出来。
相比晚期入冥故事记载，《冥祥记》叙述刘萨诃猎鹿所得果报，并没有明确提出审判他的地点和人物——虽然文中提及“有人执笔，北面而立”，但是具体身份不明确。这种记载被收入唐人怀信所编纂《释门自镜录》晋沙门慧达死入地狱并宿世犯戒事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阎罗王作为地狱主宰的身份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
2.敦煌本《刘萨诃和尚因缘记》
刘萨诃虽然已经名列《高僧传》兴福篇，到了唐代，他再次吸引了律宗释道宣的注意，被列入《续高僧传》感应篇，以及大师的其他编著，比如《释迦方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但是释道宣似乎更加看重刘萨诃与凉州瑞像因缘故事，对于刘萨诃入冥故事着墨不多。
这个故事再次大放异彩，是在古代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经出土《刘萨诃因缘记》，共计4个写本：P.2680、P.3570、P.3727以及杏雨书屋羽698R。陈祚龙先生认为，这个因缘记的年代“最早也只是在初唐，而且它的‘蓝本’，谅必仍是释道宣的续高僧传。”尚丽新先生赞同初唐说，但是对于其材料来源，提出新的看法，通过分析冥游等情节，认为其来源包括民间传说、历史文献与碑刻；和《冥祥记》相比，尚丽新先生认为，“大相径庭”，并指出《因缘记》入冥故事来源于北方和敦煌特有的传说，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南北朝末期到唐初。
深山猎鹿成为这则因缘故事颇具戏剧色彩的部分。今节录P.2680如下：
和尚俗姓刘氏，自（字）萨诃，丹州定阳人也。性好游猎，多曾煞鹿。后忽卒亡，乃被鬼使擒捉，领至阎罗王所。问萨诃言：“汝曾煞鹿以否？”萨河因即诋讳。须臾乃见怨家，竞来相证。即便招丞（承）。闻空中唱声：“萨诃为鹿。”当即变身成鹿，遂被箭射，下迷闷，无所觉知。实时又复人身。
在这段中，“阎罗王”出现了，此时他的地位巩固起来，独领冥界。同样在初唐639年初唐齐士员献陵造像碑上，阎罗王坐在塌上，一名侍者头戴软角幞头，置身阎罗王身后，双手举伞；一名侍者，弯腰俯首，向阎罗王进呈录簿。接受审判的亡人都佩戴枷锁，而僧人却无此遭遇，显得安然自在。此外，所有肉食类飞禽走兽也都被戴上了枷锁，草食类则无。业镜尚未出现。这也是阎罗图像早期代表。
相比南北时期的《冥祥记》，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和日本极乐寺《六道绘》的距离更加缩短了一步。
3.汪向荣所辑《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
汪向荣先生根据流传于日本的《七代记》、《传述一心戒文》、《圣德太子传历》、《平氏传杂勘文》、《上宫太子拾遗记》、《古今目录抄》、《华严两种生死义》纸背文书等，辑逸《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其中涉及到刘萨诃，文云：
彼阿育王塔，乃是晋朝并州刘萨诃寻此塔也。萨诃本是猎师，常骑赤马、青马，青揭苍鹰捕诸禽兽。忽于一时病死，见阎罗王司命录籍，将其罪福，乃见杀鹿子俱来索命。萨诃乃云，私不杀。鹿云，在青山下杀秘；于时将青揭放苍鹰，骑赤马杀我等。当时即有业镜并现，青揭、赤马、青鹰、青揭俱来证，受不得云。大王引入地狱，但命未尽，欲放还南阎浮提。前件生命告不杀，大王乃云：汝若能出家修道，于越州东有鄮县鄮山，中有阿育王塔，在彼汝可往寻之，便于彼所修道者，乃放生汝还南阎浮提。萨诃乃言，阎罗王乃放，诸生乃言，放生须命报，何得直被还乡。王云令有出家行进，生命等乃放之。
尚丽新先生认为，思讬所记录的冥游故事大约流行于李唐武德八年到开元二十六年之间。笔者以为，对于这些材料的产生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考订，在日本国方才加入也未可知。
根据汪向荣先生的辑逸，刘萨诃见到阎罗王，面对质问，最初想要隐瞒抵赖，但生前所做的种种杀生劣行，终究被业镜一一映照出来。这个版本和前两者也有所不同。《冥祥记》和《刘萨诃因缘记》中，在地狱点化刘萨诃的导师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却写成阎罗大王。“业镜”是这个故事里前所未有的元素。
至此，极乐寺《六道绘》刘萨诃入冥图像中两个关键性图像要素——阎罗王、业镜，全部出现。可以说，这应该是最近接极乐寺本的文献资料。
余论：本文仅仅是笔者针对刘萨诃入冥图像初步考察的试论稿，尚有许多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正如巫鸿先生所言，文献和艺术中的刘萨诃更多地是一个传奇式的虚构，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他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文献和艺术作品中？对于从5世纪到10世纪精心编制刘萨诃故事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他的身世和灵迹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应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针对极乐寺本，刘萨诃入冥图像被选择的原因，则是尚需考察的问题之一。
附记：2016年本文提交甘肃永昌举行的“丝绸之路与圣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在此感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蕾和名古屋大学赵欢所提供的日语翻译和研究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