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县高家村镇的社会历史变迁
——以《晋绥<抗战>日报》报道为中心(1942-1949)
李成生 谭师
内容摘要：兴县高家村镇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典型村镇，高家村镇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在晋绥边区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各项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为高家村镇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以《晋绥<抗战>日报》对高家村镇的相关报道(1942-1949)为中心，深入探讨在这一时期兴县高家村镇所进行的各项建设对其整个村镇的影响。这些建设措施对今天高家村镇的发展亦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晋绥边区；兴县高家村镇；社会历史变迁
兴县高家村镇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地处黄河中游和蔚汾河下游的交汇处，距离兴县县城约15公里，村镇面积约122.4平方公里，东与蔡家崖，南与赵家坪相邻，北与瓦塘接壤，西近黄河，历史上居民以高姓居多，故名高家村。2011年底高家村镇总人口达17520人，人口密度大约为143人/平方公里。至2012年12月，高家村镇下辖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任家湾、碧村、黑峪口、中庄、冯家庄、高家沟、花园沟等27个行政村。境内黄土高原特征鲜明，出产谷子、黄豆、绿豆，沿黄一代盛产滩枣，个大味甜，享有盛誉。贯穿于全境的兴黑公路是兴县通往陕北的重要交通要道。
高家村镇历史悠久，在其村镇的碧村（原白家崖）有著名龙山时代的碧村遗址，这是黄河沿岸（山西境内）首个确认的仰韶、龙山时代的大型遗址。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在今高家村镇碧村建立了蔚汾县，后在隋大业四年改为临泉县，属娄烦郡。明清为都甲制，属临河都。1918年，兴县始行区村制，设5个区，区下设编村，境域属四区，区公所驻黑峪口。194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全县分为8个区，同时废除编村建制改行政村，境域属第二区，区公所仍驻黑峪口。
高家村镇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晋绥党政机关不少曾驻扎于此。黑峪口村为黄河古渡口，是刘少白先生的家乡。著名作家马烽、西戎创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完成于高家村，同时这里又是《晋绥<抗战>日报》社所在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劳动互助组织是共产党于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开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模式，同时也是激发人民的劳动热忱、增加劳动力最有效的方法。由于晋西北地区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极其困难，在晋绥地区作战的将士们更是无粮食可填腹。在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后，高家村镇的军民们积极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互助组织——兴县二区变工队。
变工队无论是在资源供给、改善民生还是集体劳动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的变工形式也是之后生产合作化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雏形。仅从锄草工作中就体现出了变工队的生产影响。互助变工后，“原来一人一天最多能锄地一垧半，集体锄草的结果，四个人一天锄了七垧半。他们这种锄草互助对增加生产的作用很大，如果不互助，每户的锄草一般的只能锄两次，互助后，便可保证锄三次。这样多锄一次之后，平均每垧能多打粮一小斗，全村种地千余垧，共可多打粮一百石，增加产量十分之一”。随着变工队对生产方式的不断探索，高家村镇少数的变工队还组织了运输合作社，将运输与生产相结合，这样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还大大增加了生产时间。
不仅如此，二区劳动英雄白改玉将全村组织起来，甚至把过去较少从事农业活动的“二流子”都号召起来，制定生产计划，共同加入生产队伍。“全村一百零四个劳动力，三十头牛，以牛为中心共编了十三个变工互助组，民兵、退伍军人、二流子都分编在各组里，把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开荒三百七十四垧半，深耕细作，共增产粮食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修好水渠一条，增水地一百七十二垧，今年种棉三零四垧，比去年增加八五垧，做到耕三余二。全村纺妇发展到一百五十三人，共纺纱二千八百卅三斤，发展织布妇女二十四人，共四十人，共织布六百六十九疋。白改玉说：这是咱们今年翻身的计划，去年减租已经打下底子了，二十四家穷人买了四十六亩水地，一百三十六垧旱地，这是共产党给咱们的，今年大家努力生产，变工到底，一定可以完成计划。”随着变工队的不断扩大，《晋绥日报》中关于变工队生产报道也越来越多，从中也可看出变工队在发展经济方面对高家村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在抗战时期，变工互助的生产形式还极大的有利于当时的拥军工作。由于变工互助为生产队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使得农民们有余力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高家村镇的农民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拥军活动，例如举行拥军竞赛、召开生产拥军大会、组织运输队等等。农民们自发的拥护八路军，为八路军备好公粮和军鞋；战时给军队送水送饭，抢救抢送伤兵；组织站岗放哨队伍，严防特务奸细活动；表彰拥军模范干部。这样的拥军活动形式都是与变工互助相配合，大大的激发了前线战士的战斗热情，为稳定抗战后方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也随时局的改变而及时地进行了调整，将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和它的三个附件，对执行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办法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对发动群众、积极生产、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家村镇较好的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新政权建立以来，实行减租交租政策，农民―特别是两年来，都自动组织起来，执行政府减租法令，逐渐走向翻身。据十九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四三年冬以来农民获得如下利益：减租农民五万六千一百七十五户，减租五万零九百七十七石”，基本取得了减租的胜利。经过减租运动后，村干部也定期的开展了一系列检查工作，并总结其减租胜利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一些不足，认为只有将群众领袖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和自觉的纪律结合起来，并经常进行检讨与及时的宣传工作，团结一致，减租的胜利果实才不会被窃取。减租的胜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高家村镇共组建三个中心合作社，五十二个自然村小型合作社，共计经营纺织、运输、供销、油粉房、扎花、养羊等大小七十多个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大大的促进了高家村镇的农业经济发展。
抗战胜利后，为彻底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随即又于1947年10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兴县二区高家村土地改革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二区高家村自然村土地改革，业已获得成功。统计将教产地户地及地主、富农献出之出租坪地四十垧，山地一百六十三垧，全部分给五十一家缺地和无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高家村在进行土地分配时坚持走群众路线，政府调查了地主、富农的封建部分以及缺地户具体的缺地原因，土地的多寡好坏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真的审查了各户所申报的要求，保证了农民的利益，农民们翻身做了主人。
但在土改的宣传和工作实际中，晋绥边区犯了偏“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划分成份问题；二、团结中农问题；三、乱打乱杀问题；四、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五、宣传上‘左’的偏向和错误”。高家村镇虽在土改过程中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党中央、晋绥分局及时发现，认真处理，并注意稳定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因此高家村镇的土地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真正地团结了农民、发动了农民。
1940年代，整个晋绥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冬学运动，其主要目的是让农民能在冬季农闲时间接受思想教育与提高文化素质。在总结冬学运动的经验教训后，高家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并且也加紧做好了各项文化宣传工作，让农民们能在劳作农活时也学习到知识，在闲时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使得村民们不仅提高了知识储备量，还丰富了业余生活。
冬学运动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组织的教育活动。《晋绥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高家村冬学为什么没搞好？》的文章，对冬学运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一一指出：“1、村干部思想上没有认识冬学对自己的好处。他们认为‘公粮要紧，忙得顾不上冬学。’2、区公所对冬学的帮助不够。区长经常下乡，助理员也不过问冬学情形。3、干部群众没有从实际工作与生活中体会到冬学的好处。4、教学方法上的不足，上课时只由教员读一读报纸或公民课，然后干部你一套他一套的发言，说来说去还是那些东西，群众不感兴趣。”由此可见，高家村对冬学运动的认识较为深刻，在此次总结之后，高家村在教育建设工作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首先是提高干部对教育的重视，总结各地办冬学的经验，再结合高家村的实际进行教育发展，利用干部自身的转变带动农民思想逐步转变；其次是对教员们的培训，着重对教学方法与教学形式进行改变，从农民的实际需要中进行思想教育，调动农民学习知识的兴趣。应抓住当前村里尚未有组织的进行各个季度生产的特点，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最后，不仅要对儿童、成年男性进行系统的学习教育，更要提倡男女平等，重视向妇女灌输较为先进的教育思想，将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
文化是描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最为深厚的力量。为适应战时需要，高家村镇的村民们大力发展本地的文化，丰富军民生活，成为了山西乃至整个晋绥边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文艺活动和宣传工作形式多种多样，有戏曲、秧歌甚至还有文学作品，他们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来提升村民们的文化修养。
戏曲与歌谣是晋西北人民十分热爱的一种传统娱乐方式。共产党通过戏曲宣传新的思想，新的政策，组织部队的专业剧团在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汇演，主要以话剧、秧歌以及山西梆子等形式演出。高家村镇的农民们更是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将他们的诉求编成了各式各样的打油诗歌，例如：“《大生产》：土地回老家，生产有地权，租田变自由，咱是主人翁，要龙要虎，不如要土，土地赛金银，下力才养人，打下底子扎下根，劳动发家才有本，辛苦一年收一年，一年一年大翻身。《耕者有其田》：“河里水长流，谁挑归谁有，田地本无主，谁种归谁收，种瓜应得瓜，种豆应得豆，耕者有其田，本是理当然。”这些形式的打油诗更加适应了底层农民们知识水平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有利于领导干部更加了解农民们的真实需求。
高家村镇的文化教育工作在这一时期很好的贯彻了党的方针，村镇的文化教育建设也深入到群众，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打破封建思想最强有力的武器。
农村社会角色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地主和农民两者的社会地位上。地主是一个在农村中掌握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阶层，而农民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地主的剥削与压迫。1947年7月晋绥边区政府发布了《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指出“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高家村的雇贫中农在认真听取了该通告后立即讨论要彻底斗争地主，部分贫农指出土改中存在将土地还给地主的现象，还有地主隐瞒财产、假扮贫农，趁机分得了土地。农民们要求地主归还他们的血汗钱，并讨论了斗争地主的具体办法。
高家村镇的领导干部针对斗争地主召开了民主大会，让群众们倾诉地主压迫、侮辱自己的恶行，组织全村群众齐心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部分地主在群众的批评教育下，“悔悟到自己给人民造成的罪恶，痛切的作了反省”。尽管群众在讨论给予怎样的处分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但最终对他们的处理还是宽大的。这一系列斗争的经过在《晋绥日报》的报道中占据了大幅版面，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在这一时期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而这种变化其实反映出的正是中共政策在根据地农村的全面胜利，农民们真正翻身作了主人。
1942年4月至9月，张闻天曾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对兴县二区14个村的土地制度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此一区域是典型的以自耕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村庄，即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但也无大地主存在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小农经济呈现出一种“平稳型”的发展趋势，许多村庄“中农化”倾向非常明显，即便某些村庄偶有地主亦基本上是中小地主。
解放战争时期，经过土改后，高家村镇农民的“成分”有了新的变化。1947年1月29日，《晋绥日报》报道了兴县高家村的具体情况：
兴县高家村，农民生活获得显著改善，在过旧历年时鲜明地表现出来。今年过旧年时，全村没有一家不吃饺子的；除夕，每座住院明灯高悬，门上新贴的春联被照的通红；五更到来时，家家院前燃起火塔，天明后，拜年的人来往如梭，男女老少都穿着崭新的衣裳，每到一家，均有纸烟酒食等款待。因为群众备办各种过年用品，村中三处合作社，其中一处在年底三天之内即售货七十余万元，年画三百张抛售一空，据说再有三百张也剩不下。另有一个小铺，是退伍军人老安开的，一年多的功夫，他的资金已由一万三千元扩大为百余万元，群众购买力之空前增大，由此可见。此外，腊月一月之内即有六家娶亲，每户都开销二三百斤棉花，最近又有两家要结婚。按该村现共有一百一十四户人家，自从新政权建立以来，有八十余户无地或缺地的农民获得土地，特别从去冬土地改革后，都已有了够种的土地。现在全村已经没有一家贫农。几年来全村生产发展很大，棉田的扩大尤为惊人，去年全村共收净花21万斤，折合粗粮两千一百大石。至其他农业可收入粗粮五百二十五大石。烈属白万千家及抗属白振环家，已做到耕一余一。
这样的报道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从上述报道可知，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成为了中农，贫雇农大大减少，而以前的中农又通过土改成为了较富裕的“新中农”。土地的获得使得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大大调动，农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样的阶层内部的变化使得“中农化”倾向更加彰显。
1942-1949年，高家村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妇女进行教育动员，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这些方方面面的转变都让农村妇女受到了革命的洗礼，真正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政府颁布了《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其中规定“婚姻以基于男女当事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制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高家村通过宣传教育，领导干部、党员带头执行婚姻自由，觉悟了的妇女坚决拥护新婚姻法令，赞成废除买卖婚姻和早婚。这些政策的出台用法律的形式维护了女性的婚姻自由，让女性享有了基本人权，这也为高家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甚至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抗战前高家村镇妇女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在家中做饭、做针线、看孩子，而这样被视为无价值的劳动导致女性在社会上并无地位。1942-1949年，村内大量的男子上战场杀敌，使得劳动力出现了空缺，妇女们大量参与农业劳动，而这样的变化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无形提高了。同时，高家村镇的妇女代表会也组织妇女参加春耕、秋收，特别是大部分军工家属也上了地。
婚姻、劳作等方面的变化使得高家村镇的妇女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有所提升。妇女是高家村镇社会发展重要的力量源泉，她们在生产活动、政治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她们从封建的束缚中逐步解脱出来，开始追求自身的解放和价值。
1942-1949年，兴县高家村镇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该村镇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在晋绥边区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的全面落实为高家村镇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研究1942-1949年高家村镇的社会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党的政策是决定高家村镇发展的关键。作为革命老区，积极贯彻党的政策，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今后该村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
李成生，男，山西吕梁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区域社会史。
谭师，女，汉族，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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