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对新闻工作的现实指导意义

康亚军

作者简介：

康亚军，男，生于1981年3月，山西省吕梁市兴县人，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吕梁市作家协会会员、吕梁市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刘萨诃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方英文散文集《种瓜得豆》特邀编辑。著有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刘萨诃因缘传奇》，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论文、新闻作品等共四百余篇，多篇作品被收入《吕梁作家文丛》第一辑、第二辑。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一篇新闻宣传方面的光辉文献，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转战陕北，东渡黄河来到了山西兴县蔡家崖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毛泽东来晋绥，是为了到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最终完成党中央迁往西柏坡的历史性使命。毛泽东到晋绥后，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到《晋绥日报》所在地兴县高家村检查工作，《晋绥日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是晋绥边区第一份使用铅印的报纸。该报1940年 9月18日创刊，最初名为《抗战日报》，1946年7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1949年 5月 1日停刊，发行量最初为2000余份，后增加到1.5万份。《晋绥日报》在解放区有很大影响。刘胡兰的事迹和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在该报首先刊登。报社同志希望请毛主席同大家见面并作讲话。毛泽东同意后，4月2日，在蔡家崖晋绥分局所在地，同报社及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同志见面，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唯一一次到一家报社编辑部发表谈话，是毛泽东新闻论述中的力作名篇，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进入成熟时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从全党和全局的高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报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办报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报纸风格及新闻工作者作风，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有关党的新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今天读来，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一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所担负的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服务人民群众的职能和任务。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从而让广大群众了解、知晓，进而认同、拥护与支持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党的方针政策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通过报纸让群众认识到党的政策和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是党报宣传的应有职责。由此出发，他指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不仅要让领导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知道，因此，要通过党的报纸或刊物进行实事求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他还针对群众不了解土改政策这一情形，指出报纸、电台都应当发表、广播这一政策，以便让群众了解、知悉这一政策。他认为只要群众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齐心来做”，就能够把党的政策落实好，贯彻好。他还用打仗作比喻，指出要打胜仗，不光干部要齐心，战士也需要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认识到了通过报纸让群众了解党的政策的重要性，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就认为党的政策只要党的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毛泽东批评了这一错误认识，他严肃指出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他认为，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天天做群众工作，天天讲群众路线，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有些同志不懂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至于“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他反问道：“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他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群众路线教育，而办报纸就是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办法之一，“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二、报纸要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要做好党报工作，必须确立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掌握科学的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阐释了党报工作应该掌握的一些方针原则和策略方法。毛泽东认为，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需要积极地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而“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这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由于自身主观上的缺欠，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因而对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问题不了解或了解不多。他在谈话中举了山西崞县的例子。他说1933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农民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而假如让报社编辑部来讨论，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对此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而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需要学习和实践。为此，他要求报社的同志要“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只有去做去看，去学习，才能了解情况，增长知识，取得发言权。

此外，他还要求报社的同志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他指出：“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要当先生，先当学生”，是毛泽东对“先生”与“学生”之间辩证关系的精辟阐释，也是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严格要求。他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大家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报”这几个核心概念的提出，全面、完整、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家一起来关心和办好报纸的思想。毛泽东还提出在报社内部也可以搞群众办报。他说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他认为“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宣传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而要收到好的宣传效果，还须善于引导好群众。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毛泽东反对用命令式的方式来宣传和组织群众，强调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他认为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并且指出，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他批评那种不顾群众思想实际，盲目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做法，要求党政机关和新闻宣传部门要注意掌握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他指出：“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他希望报纸能够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毛泽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谈到，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在他看来“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取得了经验，增长了见识，这样就可以避免再犯错误，问题解决了，就会有进步，就会取得成绩。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他反问：“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为此，他明确提出：“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晋绥日报》近年来经历的“左”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深刻总结，提出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要经常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他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肯定了《晋绥日报》对于自己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作自我批评的做法是体现了一种“认真的精神”。同时也批评报纸后来出现的“左”的偏向，指出“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他还引用古人所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来说明新闻工作要做到有“张”有“弛”，“张”“弛”适度，不要搞“狂轰滥炸”。他鼓励报社的同志作一次“全面的总结”，充分认识右和“左”的偏向所带来的危害，这样“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总之，每个新闻工作者始终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做冷静的、明智的促进派，这样才能引导好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去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亦即党的工作目标而努力奋斗。

三、报纸宣传要坚持“尖锐、泼辣、鲜明”的风格。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党报的文风问题也提出了严格要求。他鼓励报社的同志“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还以“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这一形象比喻来说明这种战斗风格的实际效果及现实意义。

毛泽东以《晋绥日报》为例，分析了它在加强党和群众联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指出《晋绥日报》在1947年6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毛泽东所说是指《晋绥日报》发起的解放区新闻战线的反“客里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晋绥日报》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勇敢地严格地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批评，并提出把肃清“客里空”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一时期《晋绥日报》有很大进步，因为报道内容“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群众很容易接受。但是，1948年1月之后，《晋绥日报》“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晋绥日报》在反“客里空”运动的同时，又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导致报道中出现了说大话、说空话、说瞎话的现象，不能真实反映广大群众的心声，也造成了广大群众对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隔膜。幸运的是，这一情形被党中央迅速察觉而得到纠正。对此，毛泽东指出，“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他希望《晋绥日报》保持过去的优点，努力做到尖锐、泼辣、鲜明、认真。他强调指出，“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至今近80年，在指导党的新闻工作事业上，具有纲领性、里程碑式的作用，而谈话中关于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报纸要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报纸宣传要坚持“尖锐、泼辣、鲜明”的风格等思想，将会对党的新闻工作有更长久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