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永昌县地域内，在古时候有很多寺院和庙宇。据我们在1984年至1993年编写《永昌县志》期间的调查证明，全县（包括划给金川区的宁远堡乡、双湾乡和划给肃南县的沙沟寺乡在）有大小寺院、庙宇共80多座，其中，较有名的寺、庙20多座。这些寺院和庙宇中绝大多数，已于清时和民国时期毁于兵燹、地震和人为破坏，有很少部分至民国末年，虽破烂不堪，但还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和尚或道士驻寺庙维持香火。解放初，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从县城到乡村，人民群众自发地掀起了斗争泥菩萨、铲除封建迷信的热潮，把寺庙里的泥菩萨雕塑或砖画等当作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一律清除捣毁。所有能够使用的寺庙，有的当了粮站，有的当了学校，有的当了诊疗所等公共场所，那些为数不多的和尚道士，在土地改革活动中，一律分给了土地，由迷职业者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8年前后，那些作粮站、当学校的寺庙，逐步被拆除，木料和地址，被用来修建了新的粮站和学校，一些建在山间和滩地的寺庙，也被拆除用了木料，至此，永昌县内的寺庙，基本无存。
至于永昌历史上的名寺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很早就被毁了。
这里主要把圣容寺和金川前大寺与后大寺的历史状况和关系以及它们的现今遗存记述于后，以帮大家了解它们的真实情况。
圣容寺，位于永昌县城北直距9公里的御山峡里，遗址今存。从县城乘车沿去金川峡水库的公路到金川东村，从水库南向西转入金川西村，再向西就进入了御山峡谷。御山峡里有一小河，群众叫它河沟，圣容寺遗址就坐落在峡谷中段，小河北岸的石台地上。那里现有村民十四户，寺院遗址就在这里。现寺院遗址上，保存着圣容石佛瑞像一座，（佛头保存于县博物馆），寺后寺前山顶上，保存着大、小唐塔各一座以及对面石崖上的“六体”文字石刻等等。
圣容寺初建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初名瑞像寺。隋朝炀帝西巡河西到寺礼佛时（公元609年）改名感通寺。中唐吐蕃统治河西时（约公元764年以后），改名圣容寺至今。这座寺院经隋、唐重修、扩建和历代修葺，至1953年，只剩山门和数间僧房，被群众拆除。
金川寺：位于今永昌县城北二里，在金川河南岸石台地上，即在今北海子公元中心，也就是在今存的那座明塔以南和那两棵百年古杨以北的那一大片地方。群众俗称这个寺为金川大寺前大寺。《县志》清嘉庆本记：“金川寺，俗称大寺，唐时敕建，为永第一禅林”。此寺，明以前维修情况不详，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永乐12年（1414年）重建，万历18年（1590年）维修，清嘉庆15年（1810年）整体重修，民国4年（1915年）维修了大殿。共有十四组建筑物组成。该寺的大部分建筑毁于战火和民国16年（1927年）大地震。现仅存明时重建的佛塔一座。民国时和解放后重建的今海子以北的水云观和海子中心的观音台和韦驮堂，据旧县志记，也属金川前大寺的所属建筑。现有其余建筑均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扩建。
后大寺：位于今永昌县城北直距5公里处亦今圣容寺遗址南稍偏东2公里处的“九径八涝池”沟西的山顶上。这个寺院群众又呼为“四台子”寺院，遗址尚存。
为了澄清现今人们对我县重要历史遗迹圣容寺和金川大寺前大寺与金川大寺后大寺有所混淆的叫法，我们根据已经查到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查情况，把圣容寺和前大寺、后大寺的关系及它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希望今后在叫法上，特别是撰写文章时注意，防止以讹传讹。
下面把古志书上记载情况，分述于后：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由进士、分守西宁道、陕西布政司右参议、监察御史苏铣所撰的《丁酉重刊凉镇志》记：“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应二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在记圣容寺时，是这样记的：“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
清乾隆11年至14年（公元1746—1749年）由武威人，廉州知府、雷琼道张玿美撰《五凉志》记：“金川寺城北一里（应二里）”。“圣容寺城北二十里”。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本《永昌县志》的记载，同于《五凉志》，“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永昌县志》寺观条记：“城北二里许，曰金川寺，俗称大寺，唐时敕建，为永第一禅林……”。“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另一处记：“后大寺（即圣容寺）”。
从以上清朝时期所修的四本地方志记载情况看，清顺治十四年所修《凉镇志》的记述非常清楚。说明金川大寺有两处，一在城北二里，一在城北十里，群众俗叫的前大寺，自然是城北二里的金川大寺，城北十里的是后金川大寺。圣容寺在城北二十里。《凉镇志》成书以后，过了90年所修的《五凉志》，只记城北二里的金川寺和城北二十里的圣容寺。没提后金川大寺，是否那时已经废圯。但没有把圣容寺记作后大寺。
《五凉志》以后，又过39年所修的乾隆本《永昌县志》所记这三处寺院，也同于《五凉志》，没有混淆的地方。
唯有《凉镇志》成书159年以后，所修的嘉庆21年本《永昌县志》古迹条记：“圣容寺即后大寺，在北二十五里”。就搞错了。
这就清楚地说明，清顺治十四年编修的《凉镇志》的记载，是明确的。
圣容寺在县城北二十里。这个事实，从《凉镇志》、《五凉志》、清乾隆五十年本《永昌县志》这三本志书里都是清楚的。县北二十里的圣容寺就是圣容寺，没有叫后大寺的说法。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先生在研究莫高窟壁画和敦煌遗书中发现，有大量的番和郡、番和县北御谷山圣容石佛瑞像和与这个圣容寺互为因果的刘萨诃和尚的史记记载，后又在武威县城东北角出土了一块《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姻缘记》石碑，它的内容记载也是番和县北御谷山圣容寺和圣容瑞像以及刘萨诃和尚的佛迹历史。因此，孙先生等敦煌专家根据所掌握的丰富的资料，找到了古番和郡、番和县（今永昌县）北御谷山的圣容瑞像和圣容寺遗址，经过研究，确立了今永昌县北二十里的御山峡寺院，就是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里记载圣容瑞像的那座寺院——圣容寺，所以说，设个寺院就是圣容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孙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听群众中的叫法，怀疑金川大寺叫前大寺，圣容寺叫后大寺，以及猜测别的什么寺院为前大寺，圣容寺为后大寺，只是猜测。因为孙先生于1982年考察时，我们还没有发现《凉镇志》的记载，自然无法纠正猜测。
在孙先生于1982年考察确定永昌县北御山峡圣容瑞像和圣容寺之前后，永昌民间、政界、文化界、学术界对这一叫法，一直是模糊的。他认为是否在清乾隆时把圣容寺改成后大寺，因为那时候，学术界也没有掌握确切的文字记载的证明。如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也没有把这两种叫法明确其一。普查时黄兴玉任县文化馆馆长，祝巍山任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与省和武威地区普查人员共同参加。一直到1985年至1993年，在新编《永昌县志》的时候，在19986年搜集历史资料时，我们才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献部查到了《凉镇志》，是《凉镇志》才把这个混淆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至于清嘉庆21年本《永昌县志》的错记，我们推断，可能是它在编写时，没有收集到比它早159年的《凉镇志》里所记的事实，很可能根据群众的俗呼，把圣容寺说成了后大寺。
那么，《凉镇志》里所记：“金川寺有二，一在城北一里，一在城北十里，名后金川寺。”这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又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寺院呢？
我们根据1971年和1973年全省文物普查时所取得的资料情况，于1986年，我（祝巍山，时任县志主编）又同县文化馆黄兴玉馆长和几位文化干部，又一次对“城北十里”的“后金川大寺”，在北海子乡和金川西村的群众中进行了调查：根据一些八十多岁的老者说，城北十里处有个寺院，叫四台子寺院。还有个顺口溜说：“从前大寺到后大寺，跌到九径八涝池”。我们根据群众的说法，在城北十里的“九径八涝池”山顶上找到了一座庞大的寺院遗址。远远望去，山势雄巍，气势磅礴，原寺面东而建，寺院建筑依山势分为高下四个台阶，有高下四层五组建筑组成（因此群众俗呼为“四台子”寺院),每层台基前沿筑成高4米左右的石砌墙基，基本完好，其余建筑均毁，但瓦砾墙土堆积不少。寺遗址左侧有一高约2米，宽约4米的巨石，石上留有东向阴刻竖写文字一方，大多由于风蚀剥落严重，辨认不表，仅存……“寺”，疑为后大寺，“隆庆五年重建”、“石匠”、属文学、张文x、于xx”等字样。寺遗址对面石壁上，还有长约6米，高约2米的石刻文字和石刻画，也因剥落严重，字迹和刻画模糊不清，中间仅存“福如东海”几个字，每字直径约20厘米。
寺东脚下，是一条由南向北，由高渐低的山沟，沟底，沟边似乎是由一块没有间隙的整体巨石构成，由于水流长期冲刷，光滑坚硬，沟底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石边、石底的“石涝池”，其中大的有八个，最大的一个面积约有20平方米左右，内均积有雨水，群众叫它“八涝池”。有寺院东南下山，跨过山沟，从寺的对面的山腰循径下山，一路左右盘旋，要转九个弯曲的石径，才能转到山脚，曰“九径”，因此，群众历来叫这里“九径八涝池”。（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时，写成“九井八涝池”，是讹传）。再沿寺北的古坟园沙沟，向北出山后，这里就是现今的金川西村二社。
我们向当地三四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询问“四台子”寺院的情况，他们说这个寺院人们都叫“四台子”寺院，在他们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也有叫后大寺的。
综合以上值况，特别是《凉镇志》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清楚的历史证据，我们在作了认真考核后，写成了考察文章，在新编《永昌县志》里，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记载：城北二里为金川大寺，即前大寺，城北十里“四台子”寺院为后金川大寺，城北二十里为圣容寺。至此解决了历史上的错误。
